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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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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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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们的研究界理论意识是比较淡薄的。这当然与传统“国学”的历史惰性有关。自从清代产生乾嘉考据之学以来，我们的文史研究以广博搜集、精严辨校材料和注重文献整理为其优长，但由此而导致这个领域长期轻视义理阐释，并且排拒先进的西学理论，则是其一项重大欠缺。轻视理论，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通病，但其中词学界比起诗学、小说学、戏曲学等部门又显得更保守和封闭了一些，以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行认为，只有词谱词律、版本校勘之学才称得上是“词学”。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借助西方哲学、美学来建构新词学理论，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此项事业却后继不力，长期处于散漫状态。我想大家都可能看到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来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世纪工程绝非旧的考据学、文献学所能胜任，时代所期待于我们的，是新的理论、新的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关于词学理论建构和观念更新的必要性和操作途径的问题，三年前我发表过一篇长文《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就不重复了。
钟振振 今后的词学研究，词作文献的整理，词人生平的考证，都有待加强。宋代有一千多词人，生平行事比较清楚的，不过几十人，大量的词人连生卒年都不大清楚。词人的生活年代不清楚，词史的进程也就无法真正弄清。而宋代正史、野史的史料都非常丰富，宋人别集、历代方志里有关宋代词人的生平资料也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只要认真地去检阅这些文献资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刘扬忠 关于凸显学术个性的问题，也值得引起今后重视。八九十年代词学十分繁荣，从全局来看，热热闹闹，队伍壮大，成果众多，但真正有理论建树或自成体系的著作并不是很多，里程碑式的东西更少见，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研究者跟风随流的多，而发挥个人所长、建立个体的学术个性的少。王兆鹏、刘尊明在一篇谈本世纪词学研究基本格局的文章中分析了三四十年代鼎足而立的三位词学大师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的情况，指出：这三个人之所以成为领袖一代的词学宗师，既与他们的杰出成就有关，也与他们各自的学术个性分不开。他们既广泛涉猎词学的各个领域，又各有专攻。龙榆生长于批评之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近代文学理论，侧重于宏观研究，成功地进行了对词的艺术特征和词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与论证；夏承焘则长于考据之学，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和词乐、声律的研究；唐圭璋穷毕生精力，从事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成为词的文献学的第一大家。这三位宗师既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从而为词学这门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刘二君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新一代词学研究者建立学术个性、确立研究方向的榜样。我完全赞同这个看法，主张把建立学术个性、发挥个人所长作为新时期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与我倡导理论建构的观点丝毫不矛盾。因为从学科总体布局和专业体系来讲，理论的创造和建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义项，甚至带有终极目的性质，过去这是一个弱项，亟须填补空白，至少是必须加强；但从专业内的具体分工来讲，则各个具体门类都必须相当数量的学业有专攻的人才去从事工作。十年前，我编著《宋词研究之路》一书，将现代词学研究学科体系列为一个详细的图表，那张表中开列的研究项目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大项：一、词籍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二、考据之学；三、词学批评与词学理论建构。这三大项都需要各有专长的人去分头完成。作为一个学科，这三项缺一不可。我们反对只把考据和文献整理当学问而轻视理论批评与理论创作，也反对只重理论而认为考据学、文献学不足以谈“文学研究”的倾向。但具体到研究者个体，则各人难免性有所偏，学有所偏，才有所偏，应该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个体依据自身的素质和兴趣去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时，我认为，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词学，我们有三个重大目标：一、加强词学理论的建构，完善学科体系；二、充分发挥词学研究者个人的所长，确立研究者个体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向，共同促成学科的繁荣昌盛；三、下大力气填补空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要加强对词史上的空白段明词和清词的整理与研究。
王兆鹏 我现在指导研究生，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词人的年谱或年表，一家一家地做下去，过若干年积累起来，也许可出一本《两宋词人年谱续编》之类的书。二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解决词史上的一些个案问题。三是收集词学版本目录学的资料，试图对词集的版本作一个总的清理。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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