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咸通、乾符（860—879）二十年间是唐诗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其时世风奢靡，士风放诞，人际情感斑驳而狂乱，诗人们大量创作情爱诗，“今体才调歌诗”汇成一股大潮，在五音繁会的唐音中成为极富新鲜感和刺激力的余响。这些才调歌诗，真爱内蕴不足，艺术上也缺少月锻季炼，而颇多放诞和谐趣、俗情和俗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咸乾才调歌诗的涌现，表明了文学创作重心下移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解构。诗人们认同了娱乐性而非载道和唯美性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将诗从言志的本位推向了与娱情的歌、词相连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倾向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是唐代诗文化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唐代诗歌中应当加强对晚唐诗的研究，这已经为学界所认识。其实晚唐诗研究的薄弱环节尚不在会昌至大中间，而在宣宗以降的中后期。进入咸通年间，晚唐初期那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便永远逝去了，同时逝去的还有晚唐最著名的一批诗人。仅大中六年至咸通初姚合、张祜、顾非熊、赵嘏、杜牧、李商隐、许浑都相继去世，群星陨落，诗界顿时失去了桑榆丽霞的光辉，而在会昌和大中年间刚刚走上诗坛到咸通以后成为创作主导力量的一批诗人，除极少数以外，似乎都已失去了开辟的胸襟和原创的智慧。这批诗人努力地追随他们的前辈作家，推衍其流，虽难以在“大判断”上取得突出成就，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获得的尽是“小结果”。宣宗以后情爱诗汇成了一股大潮，在五音繁会的唐音中成为极富新鲜感和刺激力的余响，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这股情爱诗湍流在咸通、乾符年间最为汹涌激荡，黄滔曾云“咸通、乾符之际，斯道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 ① 。
“才调”本泛指才子之诗，而这里的“今体才调歌
诗”则指咸、乾之际（860—879）二十年间一批诗人专写风情的绮艳创作。本文试图对这种沉湎于异性情感，以诗笔自证风流的“今体才调歌诗”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创作思潮的意义作初步阐述，以揭示唐诗最后历程的一个侧面。
一、咸乾之际的社会风尚和士人风气
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有一定的社会嬗变和文学发展演进的背景。咸乾才调歌诗的大量涌现自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它是中唐以来诗词、小说等各体文学性潮情海的衍流，一方面是晚唐社会风尚和士人风调的反映。唐诗中，进一步说在唐代文化中都激荡着一种少年式的浪漫，戏马上林，博猎游冶;折桂事功，屈指公卿;任侠使气，誓死赴难;纵横边塞，效国报恩……都体现出开元以来的士人孟浪炽烈的青春豪情。然而时至晚唐咸乾时代，“醉卧沙场君莫笑”的那种风流潇洒消失了，“猛气英风振沙碛”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悄然隐遁，虽然通脱跳跃的生命情感仍然存在，独立自由的时代精神还在流动，但已经成为一种别样异量的存在，一种颓然自放的流动。这一阶段在社会风尚和士人行为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士风狂诞无禁。开成至大中朝，士人不拘细行，放诞调笑已成为比较普遍的风气，杜牧公开问妓，狂言惊座，旁若无人;张祜上自公侯贵卿，下至村妇酒徒一概戏慢;李宣古谑浪不经，凌铄所遇，受辱而略无自惭，都表现出文人风调的变化。裴諴、温庭筠这对友人才子式的狂诞更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而温庭筠堪称最典型的狂者。《唐诗纪事》卷五十四记载:“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宗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这里记载的对宣宗的大不敬是不自觉的，然而联系其“多为邻铺假手”，具有明显主观故意的科场犯禁来看，这种大不敬及其后果又是深心傲慢放诞的必然结果。对于他的“罕拘细行”，虽有“识者鄙之”，但事实上一般文士并不把这看得如何严重，而当他因狂放而被黜时，人们更多的给予的是同情，“文士诗人争为辞送” ② 便是明证。至咸通、乾符间，士人在“大道将穷阮籍哀”（李咸用《途中逢友人》），“公道算来终达去”（杜荀鹤《长安春感》）的世纪末的暗淡中，有的从失意走向绝望，有的将激愤化成狂诞，后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咸通九年进士郑仁表以门第文章自负，尝云“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其“傲纵多所陵藉”，狂态开张，使“人畏薄之” ③ ，与会昌、大中间诗人相比真有后来居上之势。在“酒逸吟狂轻宇宙”（韩偓《三月二十七日自抚州往南城县作》）的狂者中，皮日休是又一个典型，《北梦琐言》卷二载其“醉吟先生”之号，《酒箴序》自述其鹿门生活云:“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洄湖，以舶载醇酎一甔，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於戏!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为圣哲人之罪人也。” ④ 同样以酒而狂者还有李山甫。《唐才子传》卷八云:（山甫）“咸通中 累举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平生憎俗子，尚豪，虽箪食豆羹，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稍摅郁郁之气耳。”在咸乾时代这种失路者的痛狂是有代表性的。
其次是世风宴游崇侈。咸通以后社会体制隳败，世风腐化，士大夫文人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罗隐《自遣》）的豪奢与享乐。韦庄《咸通》诗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这表现出一种时代性的倾向。而咸乾之际，在广大农村“可怜萧索绝烟光”（吴融《彭门用兵后经汴路》之三）的同时，文人士大夫经常活动的城市却又形成了畸形的繁荣，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繁荣喧腾，光怪陆离的舞台。且看几座城市。洛阳，得东都之利，至晚唐不仅朱户画栋遍布，而且坊市兴旺人庶骈集，仅南市“其内一百二十坊，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⑤ 。汴梁，“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坊市之中，坻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 ⑥ 扬州，为江淮胜地，中唐以后“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 ⑦ 。其时与商贸夜市同时出现的是性生活夜市。高彦修《唐阙史》艳称扬州“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到咸乾时代，“歌吹满扬州，醉舞倡楼月”的繁华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淮扬如此，苏杭亦甚，京城更不待言。《唐会要》卷七十八《皇城史》记载唐亡前夕，“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闹，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绝人行，近日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更云崇仁坊内营业“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显然京城坊市之夜的混杂是相当严重的了。
与城市畸形繁荣相联系，产生出几个方面奢靡腐化现象:一是民间游乐愈加狂乱。自隋末唐初以来民间“以秽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 ⑧ ，“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声，纵娼优之玩” ⑨ 的现象至咸乾亦然，即使寒食也仍是一派“连驰宝马，历禄斗香车”（吴融《寒食洛阳道》），“绣袍驰马拾遗翠”（李山甫《寒食二首》之二）的狂欢情景。二是弃农从商的浮食游民阶层扩大。张籍《贾客乐》所描绘的“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的情况到咸乾时代更为严重，刘驾《贾客词》说:“扬州有大宅，白骨无他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看来一批原来农耕之民都脱离土地，抛家别子涌向商贸中心城市了。三是消费极度铺张。《旧唐书·杜亚传》卷九十六列举杜氏“盛为奢侈”之举，评曰:“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朝廷亟闻之。”这种奢靡的消费至唐末愈演愈烈。《旧五代史》卷十四称朱温女婿“丰其饮膳，动费万钱”，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云京兆食店，有“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者，可谓豪侈。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进士阶层。孙棨《北里志序》云:“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此序写于僖宗中和甲辰（884），“仆马豪华，宴游崇侈”，这是咸乾世风亲历者的真实记录。
再则爱好乐舞成为时尚。《唐国史补》卷下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其实李肇已注意到代宗朝以后“侈于乐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所记载如“李公雅好琴，常断桐”，韩会“善歌妙绝”，赵璧弹五弦，“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李牟吹笛天下第一”，“李衮善歌”等等，足见其时声乐之普及，士大夫之偏好。你方唱罢我登场，晚唐前期的那批才子诗人更精熟音乐，热衷歌舞。温庭筠同样自恃音乐之能。《旧唐书》本传称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他几乎精擅所有古歌与时调，其集前二卷竟悉为歌谣杂曲。其友人段成式读谱观舞，谐谑狂浪，为一时风流佳话。张祜诗中几乎写遍了当时流行的乐器，筝、笙、笛、琴、筚篥、芦管、箜篌、羯鼓，应有尽有，“王家五弦”、“董家笛”、“耿家歌”……，由诗人具体写来，真让人想见他是一个何等擅场的人物。至于杜牧“性疏野放荡”，“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的史载，更将一个闻歌起舞，追求刺激的多情新进士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咸通、乾符时代的一批诗人性好乐舞较之他们的前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段成式之子安节，恰又是温庭筠之女婿，他兼继并绍，成为“善乐律，能自度曲”（《新唐书·段成式传》）的音乐专 家。其所著《乐府杂录》，堪称集有唐声乐、器乐和乐舞家史传之大成，已为咸通、乾符时代“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社会风尚作出了极其详尽而生动的注脚。裴，在清编《全唐诗》中今存诗五首，其中《南歌子词》三首，《新添声杨柳枝词》二首，尽是声诗，其为人“好歌”可见一斑。封彦卿《和李尚书命妓饯崔侍御》云:“莲府才为绿水宾，忽乘骢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从诗人对西河调的生动感受可知作者对歌唱之专精。再看另一“歌手”薛能，其有《柳枝词五首》，序云:“乾符五年，许州刺史薛能于郡阁与幕中谈宾酣饮醅酎，因令部妓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复歌其词，无可听者，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这是表示对部妓演唱不满而亲自倚声。最可读的是末首:“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劲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诗后自注:“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如可者，岂斯人徒欤!洋洋乎唐风，其令虚爱。”薛能乃极其傲诞者，曾有诗将自己比做韩信、祢衡，将他人之诗视做“蛙声”（《题后诗》），甚至狂到连李白也不放在眼里:“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论诗》），“我身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寄符郎中》）现在竟自恃精通声腔音律，要在歌曲上与刘禹锡、白居易一争宫商高低了。
爱好乐舞孕育于狂诞无禁、宴游崇侈的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已表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向度的改变，它无疑会消解传统人际伦理和两性共存的生态，同时对长期形成的创作方式、审美习惯也潜含着挑战与改异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中，诗正在逐渐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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