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北史·文苑传序》、《南史·文学传序》、《陈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晋书·文苑传序》等。它们以近乎“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方式强烈宣明贞观君臣对“文义”的理解和坚持。这些“文义”散见于古代经典和圣贤言说 12 ，经贞观君臣的组织整合，成为较为完整严密的“文义”体系。这种自觉推原“古代”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取向，反复称引古代经典、推尊古代圣贤、标举古代范例的方式，充分昭示了对古典“文义”的归依。这不应是个别人的偶然性选择，而是贞观君臣集体的方略性选择。他们所“重新”阐释和确立的“文义”全部出自儒家经典，故其归依乃是向着儒家“文义”的归依。同时，这种阐发和归依又是截断众流、直达本原式的，因而在学术上更具有“正义”性，遂赋予这种“文义”以传统的、正确的和标准的地位;而在现实上则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确认“正义”同时也就意味着排除“异义”，又赋予这种“文义”唯一的、独尊的与合法的地位;加之官修史书的特殊性质和贞观君臣的特殊身份等因素，使得这种“文义”具有了至高无上、独尊不二的权威。如果再考虑到魏晋以还的“文章道弊”的文学背景，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实际上也是对古典“文义”的“复兴”，当然，他们所“复兴”的“文义”并不完全是“古典”的。
第二，“文用”的全面确认。 “文”之“功用” （以下简称“文用”） 其实也是“文义”的重要构成，但因诸史对此特别强调，我们这里不妨对它作单独讨论。贞观君臣对“文用”的认识之全面，堪称前所未有。《隋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北史·文苑传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逖听三古，弥纶百代。……用能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其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的“文用”乃是上述“文义”的生发与展开，由于“文化”本是古典“文义”的根本主题，故诸史论“文用”也多以“化成天下”为本，并据此构建其“文用”的体系，而“时用”、“时义”之类则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
在这个构建中，“文用”是在一定的“关系”和层级中展开并实现的。最大者为“上—下”关系:“上”和“下”既指“文”的施用者在政治地位上的高低，也指相应“文用”在重要性上的大小差别。“上—下”之间，实包涵着“君—臣—民”三者所代表的主要层面:每一在“上”层者皆可通过“文”来“敷德教”于其下一层;而每一在“下”层者，则可通过“文”来“达情志”于其上一层。正是在这种往复不断的“上—下”关系中，“文用”得以实施和实现。“文用”也有相应的层级:一是“大”的功用，即所谓“经天纬地，作训垂范”。尧舜周公孔子的“文用”便属于此。看来这一层是帝王和圣贤的“专利”，非常人可得而用;二是“次”的功用，即所谓“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显然这是属于“臣”的，他们处于“君”与“民”之间，其职责便是通过“文”来匡弼君主，亲和民众;三是“或”的功用，即所谓“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言“或”言“往往”，意味这种情况不是必然的却是经常的，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离谗放逐之臣”，即已入仕途而遭遇挫折者;一类是“途穷后门之士”，即欲（入仕途）展抱负而不得途径者。这两类人都相对远离政治中心，与“民”更为接近，他们可以通过“文”来传情“魏阙”，表达“愤激”，从而使自己改善困境，进而飞黄腾达，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大”、“次”、“或”实已顾及从上到下的“君”、“臣”、“民（个人）”各层关系，各层皆有相应的“文用”责任和权利，以及相应的目的与功效要求。施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大”者包括“天下”，“次”者关乎“国家”，“或”者则大抵限于“个人”;而且“大”者相对高超，重在道德建树，“次”者相对具体，重在现实功利，而“或”者则相对灵活，可以是生前的满足，也可以是身后的追求。这三者恰与古人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大抵相应，也就是说，“文用”既关乎天下、国家、个人之全体，也关乎人的道德、事功及文章之全部。然则“文用”确实是既大且广，既高超又具体，贞观君臣如此体认“文用”，可谓全面而切实。还有一点应予注意:上文说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和复兴具有独尊性，现在看来，他们在确认“文用”时，对“个人”（即上述第三层级及“或”）的“文用”也留有位置，对“文用”的个人化、性情化给予了肯定，允许甚至鼓励用较为激烈的方式争取个人的文学价值的实现。这些都使其“文用”内涵更加丰富而全面，但其中也有与经典儒家文学理念不尽一致和谐的成分，表明贞观君臣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的和后起的“文用”，这固然体现了他们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怀抱，也与他们对“文”和“人”的深刻认识与充分理解有关。
第三，“文理”的积极认识。 诸史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文”的发生机理和成功因素 （以下简称“文理”） 等问题，并有积极的认识。《北齐书·文苑传序》谓:“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凰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骛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己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论也:‘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其他诸史如《南史·文学传论》等也有类似的论述，主要涉及“文”的一些基本原理:其一，就“文”的发生机理而言，强调“文”之所起，本于或缘于“情性”，是“人”之“情性”受“六气”所感而见诸形式，很明显是对《乐记》、《毛诗序》等儒家传统认识的继承，但也可以看到对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魏晋以还文学思想的接受。其中对“情性”的肯定，与上文所说对个人性“文用”的尊重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其二，就“文”的成功条件而言，则强调先天的禀赋，同时鼓励后天的努力。所谓“帝资”、“天纵”、“生知”、“先觉”、“自成”、“冥会”、“生灵”、“机见”等等，极为醒目地提示:为“文”水平的高低及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个人天赋，只有那些具有超常天赋者才能得其玄妙，造就杰作。这种认识看上去不免有些神秘，但若考虑到“文”在本义上与天地人心的深刻联系，就能够理解贞观君臣并非故弄玄虚，而与他们对“文”的深切体认和特别敬重相符合，况且有大量古人实例和论说为根据，那些臻于极境的文学作品的完成往往确有令人匪夷所思、叹为天成之妙。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对“天赋”的强调，可赋予“文”以神圣而高贵的品质，从而唤起人们对“文”的敬慎和力行。而对于后天的努力，贞观君臣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并指出即使天赋非常者也不能例外。总之，不论何人，只有精诚用功，强学多师，勤习苦练，才会达到成功。他们还引据魏文帝曹丕“志士大痛”之说，激励人们珍惜光阴，努力成功，以致不朽。这不仅是对“人工”的承认，也为那些“天赋”并不特出者赋予了为“文”的资格，并为其指明了途径。此外，对文章的写作、文体的要求、文风的形成等，也都提出了原则和要求。
第四，“文史”的系统整理。 贞观君臣还特别注意对前代之“文”进行“史”的梳理 （以下简称“文史”） ，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史之一代而是贯通上下，提纲挈领，文质兼顾，从而建立起“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其尤可注意者:一是强烈的“整理”意识，这在其集介绍、议论、评判于一体的叙述方式上体现最为突出。贞观君臣的旨趣原本就在于通过修史而“裁成义类”，从而使历史上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都各有其位置和次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述“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是评判式的，“归结”则是选择性的，“视角”是全景式的，而其“眼光”不仅照彻古今而且指向未来，在对前代文学排定位序、判别高下的同时也就作出了取舍，以显示其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并为当前及今后的文学发展作出设计。二是鲜明的“定论”态度。贞观君臣更为在意和擅长的，似乎在论断方面，几乎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努力作出自己的结论乃至定论，而且往往口径一致，态度鲜明。兹据《隋序》的论断，列表以见大概:
这里主要着眼于“时期”，其实《隋序》的论断也针对“人物”。如谓江淹、沈约、任昉、温子升、邢子才、魏伯起等人“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谓梁简文帝萧纲、梁湘东王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论定性。不论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可取的，还是反面的、否定性的、不可取的，或者得失并存、取舍兼有的，其论断都意思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学术史证明，这些论断因其观察全面、识见准确、评价允当大多已为不刊之“定论”。而一旦成为定论，便与其所论对象结成不断强化的稳定结构，成为相对固定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很难轻易改变。
第五，“美景”的清晰勾画。 贞观君臣还就其理想的文学图景及其达成途径进行设计和勾画，这种文学就是他们所要求和期待的“完美”文学。就其构思之完整、斟酌之成熟、设计之合理、描绘之清晰而言，仍以魏征所论为尚，这就是《隋序》的名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文质斌斌，尽善尽美”正是对贞观君臣“完美”文学理想图景 （以下简称“美景”） 的高度概括和典型表达。而且这样的“美景”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贞观君臣在对以往文学的充分了解、深入分析、细心甄别、审慎取舍的基础上，根据当代政治的文学要求、社会的文学状况以及文学自身走向完美的必备条件等，融会概括、提炼升华而成的。就其文字表述而言，其意思、语言乃至音韵、节奏等高度严谨、精练、合理、成熟，绝非仓促草率之作，应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讨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精心之作。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文质斌斌，尽善尽美”决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但贞观君臣同时也给出了途径和方法:即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并掌握诸如宫商发越、清绮、词义贞刚、气质、理胜其词、文过其意、理深、文华、清音、累句、短、长等等，将其优长适当集中，并与“时用”和“咏歌”适当联系，使“文”与“质”适当结合，即可造成“完美”文学。这里的关键就是“适当”，而每一个“适当”都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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