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2005年已经进入第1200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文本，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能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不过，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复杂，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对这部经典长诗的解读、阐释就揭开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关于《长恨歌》的各种研究既多，述评一类论文亦不少。但已有的述评或限于某一时段，如《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近二十年〈长恨歌〉主题之争综述》 （《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或以“共时”方式进行分类整理，如《〈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长恨歌〉主题思想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长恨歌》主题研究全面的时间线索及发展轨迹并不清晰。因此，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相对集中的时段则以不同类别分述，注重阐述各说在不同时段的演进与变化，力求展示约1200年来《长恨歌》研究的宏观发展轨迹，并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以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述论已多，所以对各说的阐述相对从简，而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其他研究没有论及的问题上。 

一 公元806年至20世纪初: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今陕西周至）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看来当时对《长恨歌》是严肃的讽谕帝王、批判“尤物”还是轻浮的“淫言媟语”颇有争议。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 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4页）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 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201页）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1959年第7期）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

三 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0页） ，对典型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的代表性阐释。此外，在“帝王爱情说”、“典型爱情说”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寄托说”及“爱情品格说”。“作者寄托说”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的“长恨”（ 《“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毅、文超作了进一步发挥 （《〈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极端的作者寄托说进一步向“湘灵”倾斜，全面淡化李、杨关系，代之以白居易与湘灵的恋爱经历，“《长恨歌》哭为湘灵” （张军《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了。不过，尽管存在偏颇，寄托说从作者心理内部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探索文艺创作的规律。“爱情品格说”则认为诗人批评唐玄宗宠妃行乐而误朝，目的是为了说明唐玄宗爱情的社会品格不高（曹保合《〈长恨歌〉主题辨析》，《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必须把爱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 ，与以前爱情说有所不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下）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析。此外，在传统惩戒说及50年代的暴露、批判说基础上，提出了“揭露阴谋说”、“解剖制度说”。“揭露阴谋说”认为，《长恨歌》以国史实录和未入史的史料为素材，写宠爱、赐死、唐玄宗自杀三部曲，采用的方法与“隐事说”近似，也是搜求《长恨歌》背后的隐秘“事件” （贾恩洪《〈长恨歌〉主题的商榷》，《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解剖制度说”认为，《长恨歌》把探寻的触角伸到封建君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内部，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 （周相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带有新的极端化倾向。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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