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比较《长恨歌》与《长生殿》可以发现:《长恨歌》后半部分有力突出了安史之乱的“悲苦”后果，《长生殿》则逐渐脱离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基本上以帝、妃感情的发展安排剧情。《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的梦境和仙界并没有成为悲剧的“消解”因素，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白居易没有写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长恨歌》这种非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文化意义在于:未加“消解”的真正悲剧中，警省、批评的成分总是主要的。因此，从《长恨歌》的非大团圆悲剧模式可以推断，白居易是要以一段富于传奇性的爱无可挽回的逝去，婉转地表达劝讽主题。从唐以来各种文学文本中关于“贵妃之死”描写的比较来看，《长恨歌》铺陈的血腥场面细致而鲜明，也表明了其深刻而显著的警示意义，《长恨歌》主题并非着意于歌颂或同情。

上篇:非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悲剧含

白居易《长恨歌》中唐玄宗的思念及随后的仙寻情节，是马嵬事变之后李、杨悲剧的进一步延伸，构成故事的最终结局。深入研究这一结局显示的悲剧性质，对于进一步解开《长恨歌》主题倾向及其内蕴的文化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 “思念”、“仙寻”情节的 “悲苦”内涵

关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以及其后的仙寻情节，爱情说及双重主题说通常认为《长恨歌》一改前半部分的微讽或讽谕笔调，转而全力抒写李、杨爱情。例如袁行霈认为:“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杨妃恃宠而骄，终至于引发安史之乱。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其中或许包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图，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一意图贯彻下去。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起，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为宛曲的抒情。” ① 即“思念”、“仙寻”情节已经改变了《长恨歌》前半部分的基调和方向，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成为主要内容。

但这样下结论是有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白居易既在诗的前半部分包含“讽刺意图”，难以想象作者会不顾艺术作品的一贯性和整体性，而在后半部分另起与前面迥异的主题。如果白居易一定要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特别是“纯情”故事，为何不另写一篇专以吟咏爱情，以避免这种前后的抵牾?即使按照爱情说一般认为前半部分不过是《长恨歌》的“背景”，后半部分才是主体，但前半部分“背景”并不支持主体内容，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的“背景”应该与主体协调一致并有利于突出主体内容，而不是相反。

其实，《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李、杨生活及互相思念，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突出双方的凄凉、悲苦——无论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在仙界的杨贵妃，都过着以泪洗面、孤苦寂寞的日子。“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悲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是《长恨歌》描写的唐玄宗由蜀回长安以后的生活。如果从史实角度看，安史之乱初步平定后，唐玄宗固然没有先前贵为一国之君风光，但以太上皇之尊，也不至于没有其他妃子相陪，晚景未必如《长恨歌》所描写的凄苦，尤其如“孤灯挑尽”之类。白居易显然有意略去了初步平乱、回到长安后的喜庆因素，而完全着墨于悲苦。“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表明杨贵妃所在的仙界亦非可以超然的乐土。

白居易这样安排，并非没有深意。同样取材于李、杨题材，宣称要歌颂这一世间“罕有”之情的清代洪昇《长生殿》，即与《长恨歌》迥异。《长生殿》或叙梦中相会有期，或安排仙界重圆，写得悲悲喜喜，悲喜交集，大大淡化了现实痛苦。例如第45出“雨梦”:

［（玄宗）睡介］……

［生（玄宗）作醒看介］你二人是哪里来的?

［小生、副净］奴婢奉杨娘娘之命，来请万岁爷。

［五般宜］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生惊喜介］呀，原来杨娘娘不曾死……［小生、副净］为陛下朝思暮想，恨萦愁绕，因此把驿庭静扫，［叩头介］望銮舆幸早。说要把牛女会深盟，和君王续未了。

［生（玄宗）泪介］腾为妃子百般思想，那晓得却在驿中。你二人快随朕前去，连夜迎回便了。 

俞平伯从“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引出隐事“新说”，认为诗中隐藏了“皇家逸闻” ② ，是把艺术情节的合理虚构误为真实。若按洪昇之意，本是作为一种假设，目的在于为梦中相会提供可能性，属于唐明皇梦中的合理“想象”。洪昇在《长生殿》中提供这种虚构的希望，是和他“要使情留万古无穷”这一主要创作目的一致的。第50出“重圆”进一步使希望具体化:

［双调引子·谒金门］［净扮道士上］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但使有情终不变，定能偿夙愿。……

［老旦（嫦娥）引仙女，执扇随上］……不想天孙怜彼情深，欲为重续良缘。要借我月府，与二人相会，太真已令道士杨通幽引唐皇今夜到此，真千秋一段佳话也。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

［生］妃子哪里?［旦］上皇哪里?

［生见旦哭介］我那妃子呵!

［旦］我那上皇呵!［对抱哭介］……

［五供养］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 ③

只要把这些描写和《长恨歌》文本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显著区别。《长生殿》的安排似幻似真，其乐融融，把现实的苦幻化为梦中或仙界的美好与幸福。这样，《长生殿》实际上逐渐脱离了李、杨溺情导致的安史之乱的影响，李、杨的悲欢、剧情的发展主要基于帝、妃感情的发展。“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表明洪昇之所以安排喜庆的“天人重见”，实是李、杨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安史之乱可以带来的现实结局。换言之，在《长生殿》中，李、杨感情逐渐成为独立于安史之乱严重后果之外的故事。

但是，需要注意，《长恨歌》“思念”、“仙寻”等情节的描写始终不离“悲苦”，即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从未淡化或有意脱离，这表明，《长恨歌》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进行大力强化。另外，《长恨歌》尽管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表达愿望的诗句，但与《长生殿》逐渐脱离安史之乱背景后全力渲染帝妃感情相比，不只这类描写数量相对甚少，而且力度亦有别。

元代白朴《梧桐雨》亦取材于李、杨题材，《梧桐雨》主题与《长恨歌》有所不同，但在对李、杨持批评而非歌颂态度上具有一致性，其中“黄钟煞”一曲亦突出现实的凄苦、唐玄宗的寂寞: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梁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这些描写同样全无洪昇《长生殿》中的悲喜交集，也是离乱后果的直接写照。“黄钟煞”为《梧桐雨》全剧的结束，和《长恨歌》一样，《梧桐雨》亦没有安排仙界喜庆欢乐的“大团圆”结局 ④ 。

二 《长恨歌》的悲剧性质

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指出:

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致可以列出四种:仙、自然、酒、梦。 ⑤

“梦”和“仙界”在《长恨歌》与《长生殿》中都已涉及。不同的是，洪昇确实作为悲剧的消解因素，构想梦中相会的可能，安排仙界重圆的喜庆。但在《长恨歌》中，“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唐玄宗连杨贵妃的魂魄都不曾梦见。请道士代为寻找，也仅带回信物、誓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实际上否定了“重圆”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周明亦曾指出，“‘天上人间会相见’，相见了没有?没有。临邛道士‘能以精诚致魂魄’，如果真招来了贵妃的魂魄，那是会给玄宗一些安慰的，但是‘致’来了没有?也没有。传说中，汉武帝还能令方士召来李夫人之魂，而玄宗连这须臾的相会也没有得到。” ⑥

由于“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也是真正的现实悲剧，它没有采用大团圆模式，没有给出哪怕是虚幻的圆满结局。比较《梧桐雨》、《长恨歌》、《长生殿》的结局，讽意突出、尖锐的《梧桐雨》根本没有“仙界”情节，《长恨歌》描写仙界但终于没有“消解”，只有表达爱情主题的《长生 殿》把梦和仙界作为悲剧彻底“消解”的因素。实际上，对于表达批评主题的艺术作品来说，安排“大团圆”结局是无益的。

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真正的悲剧极少，因为悲剧几乎最后都通过某种非现实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形成一个通用的大团圆模式。例如，《窦娥冤》在第4折描写誓言应验及昭雪冤情的结局，从剧情和封建社会背景来看，窦娥冤情的“消解”在当时现实可能性极小，但借助非现实的誓言应验等手法，一个旷世悲剧改变了性质。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也有这个特征，最后两家求合葬，焦仲卿夫妻化为鸳鸯，悲剧借助仙界彻底“消解”，激烈的矛盾冲突也解决了。所以王国维说，中国的悲剧“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⑦ 。结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似悲而实喜，尤其是大团圆结局，大大冲淡悲剧效果，削弱了悲剧批判现实和推动现实改进的力量。

这种大团圆模式在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比较流行。马茂元、王松龄指出，“中唐是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些作品往往有个共同特点:歌颂对爱情的真诚专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而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了一个出神入化的侠客，便是得道成仙，在天上结成眷属，这似乎成了某些作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正好反映了人们在中晚唐极度动乱的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状态:对现实绝望，就寄希望于幻想;在现实中破碎了的，就在幻想中修补;在尘世中得不到的，就在天界满足。” ⑧ 马茂元、王松龄主爱情说，认为“《长恨歌》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专一，倾诉了对他们在爱情上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同时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在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爱情被破坏给他们造成的终身痛苦，和对这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把重圆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仙山世界”。但马茂元、王松龄恰恰误读了白居易安排的仙寻情节的性质。

审视《长恨歌》就会发现，自居易是“吝啬”的，他没有采用当时通行的，因而也是更容易得到认可的模式，没有给出任何“消解”的可能。张哲俊指出，《长恨歌》中“蓬莱景象大抵同于道教笔下的蓬莱，然而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并非无忧无虑的‘无穷乐’，而是存在爱情的怀恋，无限的愁思，不尽的泪水。这样蓬莱的象征意义与道教和仙寻笔下的蓬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蓬莱成了人寰仙境对立相隔的象征，由于爱的苦楚没有解脱，仙境的金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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