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摈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蹇长春《〈长恨歌〉主题平议——兼及〈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也包含多重主题。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雨辰《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与“矛盾主题说” （郭象《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邢台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关于〈长恨歌〉讨论之我 见》，《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繁歧异，迷雾重重。

四 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815），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谏劝）”的含义。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需要注意，在当时氛围下，是没有人随便认为风诗仅仅是民歌或情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作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强调诗歌政治作用的白居易尤其如此。因此，理解白居易的自述，就只能放在“扭曲”的环境氛围中去解读，而不能以今天“还原”了的风诗的意义去理解。这样来看，白居易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实是说《长恨歌》是风诗那样婉转的政治诗，而非单纯的爱情诗 （参阅拙作《“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这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分类标准。学术界一般认为使用了两个标准，是两次分类的结果 （杨民苏《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即第一次以古体（包括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近体格律诗）的形式标准分类，第二次以内容不同再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但是，讽谕、闲适是根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划分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与元九书》） 。儒家处世立身思想只有两个方面，并没有为感伤诗留下位置。因此，所谓“两个标准”、“两次分类”未必确切。

其次，《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可以表达政治主题。持爱情说者一般都认为这证明《长恨歌》不可能表达政治主题，持讽谕说者不少则认为白居易归类有误，《长恨歌》应归入讽谕诗。其实，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论述来看，讽谕与闲适才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讽谕诗是表达“兼善之志”的政治诗，闲适诗则是“非政治诗”。因而，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没有归入“非政治”的闲适诗，实际上并没有排除《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可能性 （参阅拙作《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五 关于《长恨歌》主题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长恨歌》主题研究涉及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就两个主要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长恨歌》研 究影响较大

我们从大致划分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恨歌》主题研究明显呈现不同特征。从806年到20世纪初期约1100年间一直延续的“女祸”观点，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印记，显然偏离了《长恨歌》文本与白居易比较进步的妇女思想。从文本来看，只有唐玄宗是自始至终从未“离场”的中心人物，主题所指也必然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关于“淫言媟语”的指责，显然也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情的漠视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则明显受政治环境尤其是左倾思潮影响，这从讽谕说的极端化倾向就可以看出。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长恨歌》研究由于对此前一段时期文学过分政治化或作为政治工具的反感以及反拨，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某种“厌倦”政治的倾向，在进行接受研究的时候有意“去政治化”——故意忽略、淡化政治因素而强化其中的非政治内容，似乎越远离政治越正确，与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政治化越正确一样，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立足于作品本身，尽量避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非科学性影响，尤其是把《长恨歌》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泛文化文本进行分析，是《长恨歌》主题研究需要审慎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爱情”、“讽谕”术语选择的偏误与策略

“爱情”、“讽谕”是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个术语。《长恨歌》研究之所以分歧极大，可能部分与术语的选择有关。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等品质，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十分复杂，如杨玉环先作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等，因此只要使用“爱情”这个术语，学术界就很难统一起来。“情爱”作为现代汉语辞典里的常用语词，具有热烈、浪漫等涵义而不具“爱情”的庄重、神圣，尤其是一个不带强烈褒义色彩的中性词，或许使用“情爱”表述李、杨关系更为准确。

“讽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出自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及《与元九书》的相关阐述。白居易170余首讽谕诗，尤其是其中《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尖锐直露、近于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风格，赋予了“讽谕”明确无误、不能随意更改的涵义。“讽谕”之说显然无视《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与讽谕诗尖锐、直露等风格的重大差异。或许采用“婉讽”或“劝讽”概念，不但避免把白居易自己归入感伤诗的《长恨歌》与讽谕诗混淆，亦可更准确地揭示《长恨歌》以帝王切身之痛，动之以情、婉转以劝的基本特征 （参阅拙作《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概而言之，采用“情爱”、“婉（劝）讽”分别代替“爱情”、“讽谕”，可能有助于弥合学术界在李、杨关系定性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及《长恨歌》主题研究逐步形成共识。

一部约1200年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出现相当巨大的分歧，是异乎寻常的，表明《长恨歌》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1200年后重温对《长恨歌》的阐释和研究，或许能激活更多的思考，进一步揭开其中的迷雾，找到更加合理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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