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崇拜》(15)又回到了南方。作者通过对壮族布洛陀等神话中与水有关的情节的分析后认为，壮民族祖居南方多雨地区，以稻作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对水的认知具有较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形成了水崇拜信仰，并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指向。这不但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有所体现，同时更贯穿于人类生命的孕育、出生、长成、婚恋乃至死亡等每一个重要环节，并与壮族特定的生存文化时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生殖崇拜文化。
杨树喆《桂中壮族民间的莫一大王崇拜及其内隐意蕴》(16)是对壮族口承文学和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的分析。莫一大王是桂中壮族民间一个重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土俗神灵，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莫一大王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此文则认为莫一大王崇拜中包容了特定历史时期壮族人民的情感体验，是一个蕴涵着壮民族文化心理特质的“原型”。它一方面反映了壮族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壮民族的文化态度、精神特质和民族性格。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纹面风俗有关的黎族传说》(17)通过对一组黎族有关妇女纹面风俗传说的分析，揭示了其对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对民俗学的重要启示。
四、故事研究
故事研究的重点仍是类型分析。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18)研究方法新，见解也新。作者对28篇狗耕田的故事文本进行比较，发现：如果以单篇故事进行分析的话，其情节发展的过程都可视为单线性的，若用线条来绘出，将是一条笔直的单线条的直线。但是如果将这28条横绘的直线纵向地竖立起来，让它们呈现出一种向上方生长的趋势，用共时比较的方法将之重叠起来，则变成长了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树干为共有的情节，枝桠为不同的情节)。由此作者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28篇作品除了都重复的情节基干或都必有的中心母题以外，还可以划出分支或称类型变体，它们共有9个。每个变体里都有新的情节段或称母题链加入，母题链可分消极的(演绎和替代相应母题)和积极的(可以组织和推动情节继续向前发展)。母题作为情节的组成单位，有一系列重要特性：它特别活跃，民间文学作品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母题的变异性上。它有生成能力，可以带动下面情节的发展。它有链接能力，可以附着在情节的前一母题上。它可以组织和推进情节的发展。母题与母题的链接有的空间小，有的空间大，可以有诸多变异。有时链接是多向的，有各种可能。
林继富《“黑马张三哥”论析》(19)、江帆《女性命运的别一种诠释——多民族传承的故事“张郎休妻”解析》(20)、安蕾《突厥语民族灵魂外寄母题初探》(21)分别对三种类型的故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析。林文认为，以“非凡伙伴”母题构成的民间故事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我国“黑马张三哥”型故事就是典型代表。作者以详实的材料，勾勒出“黑马张三哥”型故事的流传变异情形，并就该类型故事的五个母题进行分析，在合乎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基础上，考证出中国该类型故事的源流及传承路线：印度——西藏(民间-《尸语故事》-民间)——蒙古(蒙古族《尸语故事》-民间)——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生活的大片地区。
江文认为，“张郎休妻”是我国多民族流传的一个常见故事类型。故事表现的是人与命运的关系。围绕着“休妻”这一核心母题，故事寄寓了我国历代民众对传统社会中处于弱势、饱受欺压而又无助的女性的无限同情，宣泄和释放了人们被压抑的人性与情感，表达了各族民众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强烈逆反心理以及蔑视和嘲弄，体现了民间叙事对女性命运的另一种诠释。通过与东亚诸国同一故事的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这一故事的反封建主题更为突出。故事可以引发我们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人生思考，并从中领悟和理解到许多跨越时空的复杂的心理事实。
安文从突厥语民族民间故事和诗歌中选取了几则有代表性的灵魂外寄母题故事，对构成该母题的五种表征形式，即寄者表征、寄主表征、灵魂表征、寄魂物泄密者表征及主题表征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灵魂外寄母题故事所反映的突厥语民族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五、叙事诗、民歌研究
叙事诗、民歌研究历来比较薄弱，以至还有文章在探讨基本概念。陈连山《论傈僳族独特的戏剧体长诗》(22)按照文学作品三个基本种类(叙事文学、抒情文学、戏剧文学)的划分法，提出民间长诗有叙事长诗、抒情长诗，还有一种戏剧体长诗。傈僳族《重逢调》、《生产调》、《逃婚调》，壮族《嘹歌·唱离乱》就是戏剧体长诗，它们的特点是长诗的每一句话都是故事主人公的独白或对话。这种分法是否得到学术界认同还有待检验。郑筱筠《贝叶经与傣族〈召树屯〉故事不同版本之关系》(23)讨论的是争议已久的《召树屯》源流问题。作者认为，《召树屯》故事在云南傣族地区有9种版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与民间口传文学的变异性特征有关外，贝叶经在佛教传入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不同异文是其主要原因。由于贝叶经作为《召树屯》故事的原初载体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段就有不同版本，从而直接造成《召树屯》故事以不同版本流传。
李炳泽《苗族关于诗歌的一些观念》(24)、夏敏《西藏歌谣中的巫术心态》(25)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苗、藏等民族的歌谣作了探讨。李文认为，苗族没有整套的诗歌理论，但是在谈论到诗歌的时候使用的一些词汇却表达了苗族关于诗歌的一些观念，如“种植歌”、“呼唤歌”、“挥动歌”、“打开歌”等。分析这些观念，有助于对苗族文学的理解，以及对“苗族对文学的理解”的理解。夏文认为，西藏歌谣巫术形态的两个表现是：1、歌唱者潜意识中相信歌谣唱诵具有巫术的力量，他们借助夸张、假设等手法，试图在歌谣中把愿望变成现实；2、“比”和“兴”是交感巫术(含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在歌谣技巧中的重要表现。这两种心态表明，西藏歌谣与早期巫术有渊源关系。
(1)(3)(4)(22)《“21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研讨会”纪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通讯》总第31期。
(2)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5)《耕耘与收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出版评论集》，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6)桑珠本课题组《藏族说唱家桑珠说唱本首发式日前在拉萨举行》， 《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7)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9)《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0)(14)(16)《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1)(20)(21)(24)(25)《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2)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
(13)《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17)《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8)《民族艺术》2001年第2期。
(1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3)《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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