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已经引起当代批判理论家的极大担忧。人文科学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死守，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帮助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注：Henry Giroux, David Shumway, Paul Smith, James Sosnoski: The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 s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york,1995.第647页。）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公共性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

    本文力图要表明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用吉罗克斯等人的话说：“在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统治性的文化就会更加有效地继续再生产自己的最坏的影响。而且，缺少文化批判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自己的声音。”（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 in tellectual sandoppositional 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 Newyork,1995.第647-648页。）

    　　一

    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传统人文科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这种挑战同样也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者面临的真实问题。文化研究的挑战首先来自对于传统人文科学学科划分的质疑。一个没有疑义的共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正如特纳(G.Turner)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注：G.特纳(Greame Turner)语，参见C.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可逃脱的历史命运的时代就尤其如此。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现代式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非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绝对主义、必然论、决定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正如霍尔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在选择一种理论或立场、观点的同时，必须坚持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坚持这点是文化研究绝对必要的。至少，假如它仍欲保持为一项批判的与解构的计划时必须如此。我指的是，它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它一直需要在理论化地前进／回归运动上发生作用。”他还认为他“对理论(theory)本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来自各方面的向外在的影响开放。（注：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思想》，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二

    在现代的大学或专业研究体制中，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分门别类的、学科化、系科化的，于是习惯性地，进入这个体制的大部分人文学者或文科学生，都把学科的划分看作是“自然的”分类范畴，仿佛这种划分是“必然”的、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把一个学科与一个“客观的对象”等同起来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首先，一组特定的客体可以是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文学中的同一个文本，比如《诗经》，既可以被文学研究者加以研究，也可以被历史学家加以研究。其次，某一学科研究的特定对象在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上并不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文学”一词现在的指涉对象是小说、诗歌与戏剧等虚构性的文本，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现代的建构，“文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在历史上是变化不定的。（注：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英国文学的兴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特定时期在某个学科名义下被研究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自然的”对象，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场域(constructedfield)，这个场域本身就是通过学科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而且是与权力密切关联的。福科的著作已经出色地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与社会组织战略的规训(discipline)出现于西方古典时代的末期，并在现代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现代的学科建制正是“规训”之一种（discipline一词在英语中兼有“规训”与“学科”的含义）。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规训／学科”技术的特点是它具有同时实施规范化与等级化、同一化与分殊化的能力。现代的学科建制既是一种分化（允许并制造差异）也是对于差异的控制。学科建制因此是对话语的限制。成为一个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提出特定的问题、使用特定的术语系统、研究一个限定的对象。学术机构通过各种等级化的奖励、惩罚、排除等机制而强化了这些限制。

    作为一种批判语言，文化研究必须揭示学科体制背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利益一权力机制，揭示学科体制如何生产统治性文化并将之合法化。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它必须抵抗包含在业已确立的学科与系科中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政治经济利益往往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蔽在特定的、由学术体制确立的知识一理解模式中，隐蔽在科学真理与审美价值的评估系统中（参见布迪厄的有关研究）。特定的知识—理解模式与“真理”评估系统绝不是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被它赋予真理与审美价值的陈述绝非仅凭自己的客观真理性或审美价值而成为主导的科学或美学话语。在它的背后有来自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强大支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揭示学术体制所确立的“真”或“美”的评估—筛选—奖惩系统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的大学文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所有被纳入教科书的作家或理论家都被整齐地安放在一个等级化的序列中，这个序列似乎是一个以中立公正的审美与艺术价值为标准建立的客观自然的科学评估系统。但是实际上这个序列不可能是客观自然的，而只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包括利益驱动）中建构的，因而维持这样的一个序列也就是维持自己的文化资本、社会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正因为这样，对于这个序列的颠覆与重组（比如移动“大师”与非大师的位置、中心与边缘的位置）所引发的不仅是文学上的震动，而且是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震动。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中等级化的学科秩序的建构虽然是人为的、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具有历史性的关联；但是它总是力图排除自己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存在着与学科的专业化相一致的不断增强的自主化、正规化趋势。这种正规化只有借助权力才能成为可能。

    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盛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比如大众文化研究、族性研究、性别研究、妇女研究等），就是产生于对人文科学的学科化以及由之导致的公共性与批判性的日渐式微的强烈不满。它意识到：最重要的问题恰恰被遗忘在僵硬的学科边界划出的空地或裂隙中。文化研究要找回的正是这些被遗漏的问题。但是应当记住的是，由于在学术界内部没有坚实的替代传统学科结构的方案，结果是某些文化研究运动悖论式地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学科才能得以立足。这样，虽然这些运动开始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但当它们获得比较成功的时候却又退出激进的批判。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学科化，必须对自己进行持续的批评性的反思。

    在现代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可以典型地发现学科化如何导致包括教师与学生在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丧失。大学的文学教育为学生提供进入被建构为“经典作品”的文化资源库的入场券。当然，“经典”在界定方面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它能够适度综合“边缘”文本或“边缘”作家，但同时，这种灵活性并不能改变基本的等级化的学科建制格局。现代大学中都有所谓的学生“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又经常被分为“一般的”与“重要的”）。必读书目上所开列的都是一些自《诗经》或柏拉图以来的经典著作，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学的规范性标准，所谓“文学能力”就是通过这个标准得以评价的。因而，文学教育中的学科规范是以一种等级化组织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文本与作家被安排在这种组织中。某些此类的对象（比如收入中小学或大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最好”的，因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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