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近几年文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攻讦的、维护的，低调的、高调的，悲观的、乐观的，说什么的都有。攻讦者不在少数，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曰文学批评“缺席”说，指的是文学批评衰颓了，在真正需要批评的地方，却不见批评家的参与，学院派批评家“胜利大逃亡”了（注：此种意见从90年代初起就不绝于耳，延续至今。有的甚至极而言之曰：“其实与其说是‘缺席’，还不如说是‘退席’来得恰当。”见李振声《近年文学批评之评议》，《文艺争鸣》1997年5期，页62。 其他参见注4、注5诸文。）；二曰文学批评的“商业化”，批评沾染了铜臭和陋习，学风、文风亟待端正（注：此种意见也时有所见，参见《文艺评论问题何在？》，《文学报·大众阅读》2000年1期。）； 三曰文学批评“走向终结”说，它“改变了传统的存在方式”而向“文化学转向”，“文学批评事实上已经被文化批评所代替”（注：持此意见者，较有代表性的，近期如刘士林《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 王世城、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00年2期，页19—26。）。维护者大多是文学批评营垒中人，举例而言，数年前有笔者和王干在《南方文坛》撰文（注：笔者《文学批评：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干《保卫90年代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7年5期，页10—13。）， 今年有孟繁华等人在《钟山》集体对话（注：孟繁华、李洁非、徐坤、周瓒《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和检讨》，《钟山》2000年1期，页196—20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不同，它夹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弄得不好极易为双方所诟病，因而向来攻讦者多。这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有专业批评家，真正著名的批评家大都是著名创作家或思想家、理论家，如鲁迅、茅盾、瞿秋白、周扬、冯雪峰、胡风、周作人、梁实秋、李健吾等人。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或副业的批评家，批评中所出现的问题确实不少。尤其是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时潮中，整个文学滑向边缘，文学批评更在边缘的边缘，因而它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困境，自然也就衍生出诸多问题。单纯的攻讦或单纯的赞美，均无济于事。笔者以下所做的，是企图从历史的发展中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勾勒出一个轮廓，并尽可能地贯彻一种反思的精神，提出一些有待继续探讨的命题。

            一条不平坦的路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学批评， 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是从1949—1976的27年，一是从1976—1999的23年。前27年的文学批评又可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段：前17年（1949—1966）为一个时段，“文革”十年（1966—1976）为另一个时段。前17年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被用作为政治服务、为贯彻宣传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服务的，作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和“哨兵”（周扬语），它的最突出的功能是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当然，不是说没有局部的建设成绩，特别是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或者批判的风潮过去以后，批评界则比较注重于建设工作，因而整个五六十年代，理论批评工作基本上呈批判和建设相交错的局面；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有成就的、具备着建设品格和深湛学养的理论批评家，这些理论批评家为了抑制“左”的文艺思潮和倾向，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功不可没。但是，就整体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确实是没有健全的文学批评的，至少，文学批评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的。“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则是前17年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极化”（注：“极化”一说见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页1—9；作者解释说，“极化”也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化”或“彻底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成了“大批判”的同义语，是江青一伙用来整人、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棍子，被充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文革”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先是作为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工具”（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工具，但依然是工具）。直到8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理论批评界开始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框架，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应具有独立品格、独立地位，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的意见（注：其时此类意见甚多。如朱寨在《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中说：“文学批评是科学，应该遵从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原则。”（《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页21）丹晨在《文艺理论批评甘苦谈》中说：“文艺理论批评是一门科学，是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人民日报》1985年3月18 日）白烨在《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及其他》中也提出了“文艺批评在文艺科学中的地位和独立性问题”（《文汇报》1984年10月28日）。等等。）。尽管文学批评是一门与社会政治、 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科，它无法摆脱与它们的联系；但是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它与社会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应该表现为依附和从属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批评的指导和制约的关系。文学批评的作用将不是表现在为社会政治、为主流意识形态承担某项具体的任务，而是表现在为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文论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20世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译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引进，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高潮，遂引发了“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有助于理论批评工作者思维空间的拓展，激起了他们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现代思维方式、现代知识结构的新的理论批评体系的热情，使一批富于生机的文艺新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体学和比较文学等建立了起来；同时也使固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发生了嬗变，促成了多元的理论批评走向。与此同时，80年代也从国外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在文学批评工作者面前开启了多种多样批评的窗口，大大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如今人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多有诟病，却没有充分估计到这种引进和译介对当时的理论批评界（包括文学批评界）所产生的强大的冲击。8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学理论批评所产生的发展和变化，不能说是与这场冲击无关的。

    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观点，“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迹象是它正转向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注：弗·克鲁斯《文学批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1980年版，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566。），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内·韦勒克才说，20世纪才其正当得起“批评的时代”这一称号，“不但数量可观的批评遗产已为我们所接受，而且文学批评也具有了某种新的自觉意识，并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注：雷·韦勒克《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2卷，1977年版，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570。）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自觉意识的获得却要迟至80年代以后（在8 0年代之前，由于文学批评通常被置于权力意志的统辖之下，因而难以获得自觉意识），其主要表现就是具有学科形态的文学批评的建立，文学批评摆脱了对于权力意志的依附，从而造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格局。就文学批评的种类来说，就有诸如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等不同的形态，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学派，但至少已经造成了多元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工作者的主体创造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出现了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批评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局面。

    当然，80年代的文学批评仍有不成熟的方面，仍存在着种种的弊端。这是跟当时整个文学理论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些理论批评家过于匆忙建构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而这种体系却没有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沙上建塔；有些理论批评家脱离了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实际，过分追逐超前性、超国界，唯外是从、唯新是从；有些理论批评家面对着多元并举、共存共荣的局面，还没有改变旧的斗争思路，还想以一种理论统一天下，吃掉对方，如此等等。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各种理论批评流派的传入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批评界面对着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还没有形成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造成了诸说林立、良莠并存的局面。这都是文学理论批评在回归自身、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问题。具体到文学批评，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过快、过急、过杂，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与此同时，又有忽视本民族的批评传统、忽视读者接受需求等问题，有些批评文章写得十分玄奥、艰涩，连一些专家学者都表示难以接受，更不要说一般的读者了。批评对读者的疏离，造成了读者对批评的冷淡。这虽然并不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但却是一种应予疏离的倾向。

            90年代的深刻变化

    到了90年代，由于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潮流中，文学批评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下子变成了“灰姑娘”，批评界的思想一时调整不过来，锐气大减，大有前路茫茫、不知所向之感。如果说在商潮的冲击下整个文学跌入低谷这种说法未必确切的话，但是说文学批评跌入低谷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像80年代那样文学批评曾有过的热烈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1993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面对文学批评的低谷，我常常向自己发问：这难道仅仅是时势使然，而没有文学批评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吗？譬如批评者使命感、目标感的失落，心态的浮躁，以及日薄西山的世纪末情绪，在我们身上不是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吗？我还向自己发问：也许昔日文学批评的那种热闹、那种辉煌不过是非常态，而如今的这种寂寞、这种疏落才是正常态？也许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确实是太多了，那狭窄的批评小道怎么能挤下这么多芸芸众生，非得要淘汰掉一批沙子，批评才会有再度辉煌的一天？……”（注：《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朱向前〈黑与白·序〉》，见笔者《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页228。 ）这当然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远不能代替对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科学评价。倘若我们以平常之心来看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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