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呢？举其要者大致有四：

    其一，多元结构的进一步确立。

    文学批评的多元结构在80年代业已基本形成，到90年代则获得进一步确立。这跟整个文学的状况基本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多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批评“派系”（并非有组织的派系，仅指其批评倾向和批评方法大致相近而言）的多元，有新左派的，老左派的，自由派的，中间派的，还有“后现代”的，等等。二是指批评功能观的多元，大致说来，如今的文学批评是由这样四个部分、即四个“元”所组成的。一是服务型或说工具型的文学批评，它基本上是为宣传贯彻现行的文艺方针政策、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和认识功能，有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二是科学型或说学术型的文学批评，它强调文学批评应具有不从属、不依附于外物的独立品格，它既不附属于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也不附属于创作流派和创作活动，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该造成一种学科形态。三是鉴赏型或说艺术型的文学批评，它并不注重批评的科学性，更强调批评是一种鉴赏和审美的活动，批评者应具备自身的审美感受和艺术直觉，注意批评的艺术，这种批评甚至比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具影响力。四是大众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的消费性（休闲性）功能凸显的现时代的一种批评行为，它主要指向供大众休闲和娱乐的文学艺术品类（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惊险侦破小说，以及大量的大众娱乐休闲手段），具有不同于纯文学的一套游戏规则和批评标准。四种批评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批评功能观，都为当今的中国所需要，谁也代替不了谁，实际上形成了多元互补的格局。

    其二，队伍构成的变化。

    80年代的文学批评队伍基本上是由四部分人所组成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报刊编辑、作家。90年代的文学批评队伍虽然仍由这四部分人组成，但其成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退役了；有的改行了；坚守原岗位者也不单纯以文学批评为生，或另有所钟。批评队伍的这种变化，固然有自然规律方面的原因（如一些老批评家的相继去世，批评家年龄的老化，因而不得不退役、改行等），但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商品社会时势之使然，在商品社会为批评家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批评家作出了别样的选择。在笔者看来，90年代批评队伍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个。一个是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舆论导向，充当了准批评家的角色，甚至比批评家还要批评家。有人把这叫做“媒体批评”。媒体批评虽然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整的学理性，但却具有从众性，极具捕获力和煽惑力。有人曾经说过：一篇由新闻记者速成的消息或报道（更不用说稍许下功夫的文章了），远胜于由批评家苦心经营的批评文章——这并非夸张。媒体的发达和媒体功能的扩大，正是商品社会的特点，因而，媒体在商品化、世俗化的文学批评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原不足怪。二是从事批评的成员中，高学历者（博士、硕士）剧增，这些年轻学子虽未必以批评为主业，也并非全身心投入，或者只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但他们对新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力和容受力，也敢于提出新见，对文学界有一种冲击力。当然，其中有些批评文章并不以学理性取胜，立论轻率，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有称之为“杀手”式的批评者，但他们的意见也并非一无可取，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有时也能引发人们作别一方面的思考。（注：明显的例子有二：一是1998年“新生代”作家朱文、韩东等人，在许多媒体上搞了一个关于《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10月号）的游戏，对当代文坛几乎进行了一场扫荡，并且涉及到对历史、对传统的许多看法；二是1999年底和2000年初葛红兵发表于《芙蓉》上的两篇文革——《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1999年第6期）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2000年第1期），两篇文章都操着一种极端的、否定的语调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作出颠覆性的评断。）

    其三，商品化、世俗化的倾向。

    文学也是一种商品（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的商品），这是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才普遍具有一种观念。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的进程加快了，文学作品要推向市场必需通过宣传，其中包括“炒作”，这是出版家和作家都愿意做、也不能不做的事。在文学界“炒作”之风日盛的情势下，文学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炒作”。文学批评本来是最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活动，它要参与市场的竞争，只能倚托于作家作品，于是，一些不正常的批评现象就出现了，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曰“捧杀”，二曰“骂杀”。此外，还有一种“有偿批评”，也就是付酬的批评。按理说，批评家付出了劳动，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有偿批评”也是情理中事。批评家也是寻常人，他需要生存，当然不可能清高到拒绝物质考虑的地步，何况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最不见经济效益的一类（注：一篇万字的评论研究文章，在正规的学术理论刊物（如《文学评论》）上发表，其稿酬大致相当于发表在畅销报刊上的一篇千字文（散文、随笔、杂感等），其低值可见一斑。）。当然，“有偿批评”也极易助长批评的庸俗化倾向，削弱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和批判力度。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着。对于文学批评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一如对于整个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一样，应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一方面，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走向。我们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首先就得面对事实，事实是：中国不能逾越市场经济阶段，文学批评也就不能不受到市场的制约。想逃避这种制约，就如同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因而，另一方面，就有一个如何应对并突破这种制约，以葆有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求得文学批评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其四，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渗透，批评的文化化倾向。

    在90年代的各种批评中，发展最快的是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也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当然，社会—历史批评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等明显弱化。文化批评之所以在90年代获得强劲的发展，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在商业时代泛文学现象的大量出现，其主要表现就是大量的文化现象进入了文学领域，有论者将其描述为“文学已经离开了经典文学时代而开始进入了泛文学时代”（注：徐亮《当今文学命运——从经典文学时代到泛文学时代》，《文艺报》2000年2月1日。），于是，文化批评便应运而生。二是由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传统批评总是围绕着作家—作品—读者这种三位一体的建构，而与“一种泛化了的、文化化了的文本形态发生了从未有的密切联系”（注：刘士林《文学批评的终结》， 《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这种批评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的审美品性， 不如说是文学中的非文学因素，譬如文学作品的文化性质，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它如何体现了大众的消费欲望，如何进入市场化的进程，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文化理念，等等。文化批评不仅扩大了批评的疆域，而且也使得文学批评有可能充实其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不至于作茧自缚。因而，这与其说是一件坏事，还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当然，不能认为文化批评已成为当今文学批评的主流，并从而轻率地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事实上，文化批评只是当今批评的一种，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仍然存活着，当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势必改变其存活的方式。

            有待继续探讨的命题

    尽管90年代没有给文学批评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缺少像80年代那样富于激情和创造力的文学批评，缺少像80年代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批评家和批评文章。但是，它也并不像某些论者笔下所描述的那样：“文学批评隐退了，批评由此成为一场堂·吉诃德式的风车大战、一场任意而悬空的舞蹈。”（注：王世城、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00年2期，页25。）事实上，在90年代， 文学批评界还是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的。当然，不能期望能够引起像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何况，那样的轰动效应也许只是一种非常态，而非正常态呢！

    单就90年代出版的丛书、套书来说，比较突出的就有：汤学智、杨匡汉、张德祥主编的《新世纪文丛》（9 种）（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谢冕、李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种）（注：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策划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10种）（注：学林出版社，1994—1995。），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种）（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杨匡汉主编的《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10种）（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这些丛书和套书，或对百年中国文学，或对新时期文学，或对90年代文学进行了从点到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能够引发人们继续探讨的命题。而近期对新中国文学50年的研究，也摆脱了单纯歌功颂德的思路，而立足于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等。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也出现了几种面目一新、颇具特色的新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就突破了先前许多集体编著的文学史的套路，虽然还可以作为教科书使用，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教科书的、体现了“私家治史”的特点，主要表现就是不受流行观点的约束，而提出了一些独具个性特点的概念、范畴和叙述方式，而这些概念、范畴和叙述方式又是对历史本身的还原。如洪子诚运用了一种朴素的、平实的，又很有智慧的叙述方式，一种“中性”的史家笔法，一种“点化”的叙事策略，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行还原；陈思和则倾心于构筑以文学作品（而不是以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潮）为中心的文学史体系，并提出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多层面”等一些文学史写作的新概念和新范畴，都是颇有创造性的。

    对此伏彼起的创作潮流，文学批评界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声音，并且适时地提出和探讨了诸如新写实小说、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长篇小说热、散文热、都市文学、新生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等问题，都对创作潮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文学界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讨论和争鸣，包括一些新的命题和口号的倡导，都少不了理论批评家的参与。因而，笼统地指称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是并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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