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定位问题。

    这当然是整个人文知识界的问题，但却是由文学批评界首先发难的。1993年，发难者王晓明等人首先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衰落和重建”的命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注：参见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 多人《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8月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5期；雷达《人文精神质疑》，《光明日报》1995年7月15日；《世纪末之争，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今日名流》1995年12月号；《人文精神讨论述要》，《文艺报》 1996年3月15日。在《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等书中收录了讨论中的一些主要文章。）。讨论中涉及到“为什么要提出重建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以及“是否可能和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诸方面的问题，讨论中尽管歧见迭出，一些概念缠夹不清，甚至有些混乱，但主要焦点实际上都集中在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的危机，在社会的转型期，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中，人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定位，对商业社会是热烈拥抱，并与平庸和粗鄙合流，还是保持必要的距离，葆有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品格？现在看来，王晓明等人对转型期社会的文学和文化危机的估计确实是言重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文知识分子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催动力也估计不足，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定位也有些守成，但是，他们大呼猛进、倡言人文精神的激情，确实给文学界、乃至给整个人文知识界带来了一种新声，这使尽管对讨论中的一些观点颇多困惑的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沉闷的文学界太需要这种振聋发聩的新声了。”（注：雷达《人文精神质疑》，《光明日报》1995年7月15日。）通过讨论，不仅暴露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野，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的一种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同时也促发了人文知识分子言说的激情，反映了一些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愿意放弃老祖宗的“言志载道”的传统，依然葆有某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其二，关于“后现代”问题。

    伴随着“后先锋”、“后新潮”、“后新时期”、“后殖民”、“后寓言”这一系列“后”学的登场，“后现代”遂成为90年代理论批评界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其实，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进入到中国实际上是80年代初的事”（注：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花城》1993年1期，页201。）。不过，比较系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传入，则是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译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只有到了90年代，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然是与这个时期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市场化、消费化的汹涌潮流，大众传播媒介的空前发展，都促使一些学者试图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来阐释当下的一些文化和文学现象。这方面的代表性的学者有袁可嘉、王宁、王逢振、赵一凡、盛宁、陈晓明、王岳川、张颐武以及英籍华裔学者赵毅衡诸人。（注：《花城》 1993年1期，页203。）王宁在《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等文中， 以新潮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为证，指出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它们以其独特的东方和第三世界话语为媒介，为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提供了难得的文本。”（注：朱立元《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现象》，《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2期， 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华艺出版社，1997），页436。 ）有的论者还指出，近年的一些文学作品表现出与现代主义不同的审美特征，它们“流露出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终极价值信仰的彻底崩溃和全面否定”，“近年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上开始起飞，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势不可当，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巨大反差又为后现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氛围。”（注：贺弈《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5期， 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华艺出版社，1997），页435。）但是， 他们的意见受到了不少论者的质疑。这些论者认为，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是靠不住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整体文明情景的专门用语”，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确实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等同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本身已具备了后现代性”。（注：《答客问·关于“后”学》，见笔者《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页108。）究竟中国（大陆）是不是存在着“后现代”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对这些显然有别于80年代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看来短时间内是难以趋同的，只有留待时日了。笔者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此表示：“有理由相信：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的一种带国际性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不管你是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固然不同于其他各国，但也同样存在着后现代的文化土壤，因而，中国的‘后学’也就应运而生。当然，有一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那就是‘后’的滥用，那种言必称‘后’，以‘后’为时髦，把‘后’作为标签到处乱贴的学风，是不足为训的。”（注：这是陈晓明的意见，见《满怀信心迈向新世纪——〈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座谈会纪要》，《文学评论》1998年1期，页11。）

    其三，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化”问题。

    这当然也不单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问题，而是在经济转轨以后各个领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随着经济和技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股思潮正在向文化和文学领域推进。其实，即令是没有这股“全球化”的思潮，文学理论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它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当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又进入商品化时代之后，究竟应不应该和建立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全球化”的思潮给了文学理论批评界一个契机，使他们在对过往的理论批评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又出现了某种分野：有的倡导“全球化”、“一体化”，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该面向全球，不应过分地强调民族姓，“过分地强调民族性，尤其是对理论的一种基本的普遍性、一种基本的进步线索都不予承认，这是不合适的”（注：这是钱中文意见，见《文艺理论建设丛书·总序》，《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页1。）；有的则力主以“主导、多样、鉴别、 创新的原则”，建构一种“具有我国特色、内涵深厚、形态多样的文艺理论”。前者着眼于全球（当然并非脱离本土），后者则立足于本土（当然并非拒斥外来经验）。这大体是90年代大陆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大走向。

    “全球化”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经济、技术和金融、贸易领域，当然，文化（包括文学）也不能不受其冲击和影响。但是文化毕竟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经济、技术和金融、贸易有别。以文学来说，各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共同点，但更有其不同的特点，否则在“世界文学”之外，就不需要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学了。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它很难是“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而只能是“本土化”和“多元化”的。搞“全盘西化”，以所谓“全球化、一体化”文学来代替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说要建设中国自己（或说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恐怕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构想。当然，这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理论批评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而不是回归过去的、守成的理论批评体系。

    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和胸怀，让自己重又陷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态。事情就这样的矛盾着，要求我们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中超拔出来，而采取两端结合的辩证思维。一些学者已经很明智地提出了“多元对话”的思想。在当今这个多元的时代，不是采取排斥异端，而是采取与异端“对话”的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在容纳异端、共存共荣、平等竞争的文化氛围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在整合中求取自我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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