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像我所熟悉的张新颖、杨扬、郜元 宝和王宏图，的确都是在90年代淘沙之后淘出来的。葛红兵是新到上海的，我跟他接触 不多，不好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可以困难，人心可以败坏，甚至

文化也会衰 退，但个人的东西不能不坚持。过一段时间再来回顾眼前的历史，或许会更清楚。90年 代与80年代的确是非常不同的，我相信新的批评流派、新的文化时代已经到来。

    殷国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对新事物、新变 动非常敏感。这种传统今天还在。花山文艺出版社为这几位年轻的朋友出这套书，很值 得。郜元宝的文章我经

常读到，很有诗意。杨扬的文章敏感，但非常从容，从来不唱高 调。张新颖的行文洒脱，葛红兵敢做敢为，王宏图视野开阔。刚才几位的发言令我感动 ，我为什么感动呢?我想是大家对文学的诗意追求

，那种永恒的追求感动了我。对我来 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研究文学，我感到，一个作家、批评家变固然重要，但 不变更难啊!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对美的追求。文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文

学理论中 最基本最原生的问题进行发现、解读和阐发。假如搞了一辈子研究，对一些文学理论的 基本问题都发现不了，我想这是一种悲哀。有时我会问自己，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究 竟是为什么，究

竟能够留下些什么?我慢慢觉得对美的持续不断的追求和向往，这才是 文学的根啊。直到今天讲真话之所以还那么困难，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少人太 善于应变了，没有自己的定性。

    王光东(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感觉这五位朋友的评论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 是相互独立，思想比较成熟。他们每个人有自己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如张新颖 的分析问题的角度，杨

扬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及文学史上商务印书馆的研究，郜元 宝对评论的留意，葛红兵的批评姿态等，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想他们的研究对90年代的 中国文学研究而言，是极有意义的。

            文学批评不会也不应缺乏自己的读者市场

    叶觉林(出版策划人)：有一个现象我感到奇怪，我们上海不乏优秀的作家、批评家， 但上海本地的文艺出版单位好像对他们不怎么感兴趣，否则为什么上海本地的作家、批 评家的书大都在外地出

版，成为外地出版社的资源呢?我也听到上海的一些出版部门抱 怨没有读者市场，但我想这不是主要问题。外地的出版社就没有读者市场问题了吗?看 来上海的出版界还是缺乏一种长远的文化经营眼光

，对本地的作家、批评家缺乏包装意 识。作为上海本地的图书策划人，我觉得上海的作家、批评家的书是有市场竞争力的， 我们完全可以打出上海的文化品牌。就拿《上海新批评文丛》来说，我觉得

也可以有市 场卖点。这些批评家是目前国内最活跃的，他们的文章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提出的 不少问题也是普通文学爱好者关注的，而且他们的文章在国内的转载率也很高。为什么 不能为他们出

书，将他们推向前台呢?这几位批评家是目前上海高校中最年轻的教授、 副教授，拥有一批学生。作为促销手段，我甚至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高校中边开讲 座，边推销他们的书呢?事实上，图书市

场有时是开发出来的。

    王鸿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现在搞文学的人非常寂寞，坚守完全是因为对 文学抱有热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年轻人加盟文学研究，这让我感动。这五位批评 家的文章我都细细地拜

读过。上海是出批评家的地方，如外地的《当代作家评论》的一 半版面都是上海批评家的文章，所以说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在上海，一点都不为过。90 年代文学研究有一些新东西，关照的对象发生了

变化。但光结合社会生活，光对社会有 亲和力是否就够了呢?对他们的文章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就是80年代这一页你 们要掀过去，不是那么容易的。让我担忧的是，这新一代学人现在受到双重

的牵制：一 个是学院体制的制约，另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制约。在这双重压力下而要有文化上的作为 ，我想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文化信念，真正沉得住气。这些朋友的文章在许多方面让我 很有启发、有

新鲜感，但整体上震撼力还不够。

    杨文虎(上海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这几位批评家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当他们发出 他们的声音时，我知道，又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整个是要 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下

来，给文学以自由。90年代新思想出来后，80年代过来的一些批 评家沉默了，并不是他们不写文章，而是不少人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有些错位，跟90年代 的现实有些隔膜，依然在用80年代的标准要求90

年代。新批评的崛起大概也正是在这个 时候。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些批评家，如杨扬、张新颖，正是在这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刚写文章时，还是依附在80年代的批评家后面。但90年代中期之后，

他们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集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位置，在今天已经是不可替代了。80年代 这一页该不该掀过去?其实这由不得我们，该掀过去的时候还是会掀过去的。80年代有 许多教训倒

是值得今天吸取的。《上海新批评文丛》座谈会召开，我表示欢迎，而且我 觉得文学批评还应该不断保持个人的新的感受。

    西飏(作家)：作为20世纪60年代人，我感到和这些批评家一样，面临共同 的问题和困惑：现在前几代的作家创作量在渐趋减少，新的作家、批评家在成长，这种 重要是因为排队轮到的，还是我们

的作品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质量?在今天的条件下，这 个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

    郝  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我觉得可以从流派的角度来看待新批评家的出现。 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意识：这是21世纪了，20世纪固然重要， 但21世纪再也不可能完

全重复20世纪。这就要求我们在清理20世纪的文化经验的同时， 不应停留在原有的文化经验基础上，而是要越过去，建立自己的理论命题和文化意识， 这方面的市场空间和文化空间，应该说有很大的

潜力。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谢谢大家。我个人认为，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 。作家的工作是呈现，而批评家的工作是阐释。批评家阐释作品的力度，得益于思想和 生活多方面的滋润。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曾说，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意味着一切都将被超 越、被越过或被忽略。就目前的情况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是困难的。我不赞 同商业化的行为，我想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想真实地表达自己。然而，什么是应该思考 和言说的东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对不少人而言，说话是不成问题的。譬如像王蒙 那一代作家，始终希望社会来聆听他们的声音，“

知青”作家也是如此，表现出一种使 命感。而到了我们今天，时代似乎不需要、也不让我们这一代人说话，似乎还不到时候 ，有许多牵制。原有的语言淤积使我们无法超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至于

进入到价值 判断和立场领域，自我便很容易消失，立场也很容易淹没个人。以前我迷恋语言，现在 我放弃了这种迷恋，因为思想激发我朝更新的方向努力。

    杨  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不少否 定性的意见。听多了之后我就在想，究竟是作家、批评家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 文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假如许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一些批评还在以既定的 价值标准来要求创作和批评，那当然会造成评价上的错位。我感觉9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 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对当代文学和批评的评价，

应该摆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来看待。 我对以震撼性标准来要求当代文学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所谓震撼性也仅仅是文学史 上的一种标准而已，在今天的适合性如何，还有待检验。事实上，从世界范

围看，今天 到底产生了多少震撼性的作品，很难说。从文学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成长都有 一个时间性。有的时代可能没有产生出多少伟大的作家作品，但从文学史角度看，还是 非常重要。如

晚清最后10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能用一种历史标准来要求正在变化的文 学现实，更不能以此责难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造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在今天比任何 东西更重要。上海在文化多元化方面是

有历史传统的，30年代的上海是鲁迅的上海，也 是茅盾、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的上海，从来不是一枝独秀而压抑了其他作家、批评家 的发展可能性。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批评是个残忍的职业，它需要借助分析文本来发出自 己的声音。有时批评家类似于阿Q，明知无意义，但仍然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 ，在今天，批评家的声音

有时也要依赖好的策划和出版家。我这次将自己的书取名《轻 快的柔板》，意在说给自己听。应该有更多的人出版新书。

    王纪人：最后我想说，花山文艺出版社选择这五位上海青年批评家出书，是有眼光的 ，将来时间会证明。相比之下，上海的文艺出版单位就缺乏这种文化远见。文学批评并 不像一些出版社所想的

完全没有读者市场，上海的作家、批评家不断在外地出书，至少 说明读者市场是欢迎他们的。面向市场，不等于都要创作，而是需要我们更真诚地探讨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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