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是“后死者”和“先行者”的关系，“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后死者”对“先行者”就有了大责任，大承担。

    ●既与现实相联系，又能将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学术研究的乐趣，就在这样的努力中。

    学者的自我承担

    我所理解的学院派，应该有三承担。

    首先是自我承担。费孝通先生曾将他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做了一个比较，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费孝通)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搞学术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创造、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更应该不断追问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是有着它的特殊意义的。我们不必回避，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毕竟像鲁迅所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才是发展。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在你成为副教授之前，谋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问题，是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以后”，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达到小康，做到了衣食无虞“以后”，我们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应该说，现在依然有许多大学教师、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不过，现在的“谋生”要求就更高了，已经不是“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而是几套房子，豪华享受了。在为数不少的人那里，学术是一个谋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点苦功夫作学术研究，因此也获得了一些学术成绩与相应的学术地位，于是就利用这些学术“老本”，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术的利益。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最大利益化，学者自身也利益化，功利化了，整天混迹于官场、商场、娱乐场与名利场，不仅成了鲁迅说的“无文的文人”，更成了“无学的学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学者”这样的选择，是得到现行体制支持，甚至是鼓励的:只要你听话，一切都向你开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经制度化了。这就是我在好多场合下，都谈到的“新的科举制度”。总之，就是“请君入瓮”，或者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被体制收编的危险。本来，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以诚实的劳动(包括学术劳动)去获取名和利，追求生活的享受，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这背后有一个陷阱，体制设置的陷阱，当你将获取名和利，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最高目标，而且这样的追逐名、利的欲望不加节制，你就必然地被体制收编，最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你就是“学官”、“学商”、“学霸”，而不是“学者”了。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我们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以后，就应该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学术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劳动”，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精神发展的需要。

    对学术的自觉承担

    有一个我经常讲的故事，西南联大躲警报的故事:专攻庄子研究的刘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往防空洞跑，他勃然大怒，问沈从文:你躲什么警报？我不躲警报，庄子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理由躲警报？这段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这种狂妄态度的背后有两个东西，一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得很重要，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认庄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学创作。二是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包含了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觉承担。

    季羡林先生在评价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研究者是“后死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后死者”和“先行者”的关系，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大家时。什么意思呢？“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就像是“托孤”，“后死者”对“先行者”就有了大责任，大承担。

    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有几个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讲他；其次是你接着讲，结合今天的现实，把他没讲完的话，继续讲下去，同时也是对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怕别人说我太狂妄，其实，这不是个人的狂妄，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要求。为什么？因为我是“后死者”，因此我有责任，把“先行者”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往下做。至于我能否达到他们的水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承担。而且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产生心灵的对话以后，必然产生的内在的生命冲动:你研究得愈深，就愈会感到它的深远意义，它的现实存在性，于是，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说，往下做，这就是创造性的阐释、发挥和实践。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的研究对象，那些先行者，同时也才“对得起”自己，因为你在你研究对象的精神创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鲁迅”，“庄子”，“孔子”，都不只是“周树人”，“庄周”，“孔丘”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了后来的无数研究者的创造成果，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添加，不断丰富的“文本”。一切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必然要追求这样的自己的“添加”的。这样的有学术承担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并值得你去痴迷的。

    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学术本身就构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么东西。学术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读书，思考，研究，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学术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学术状态中。王瑶先生曾对我们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才是在做研究，你应该是随时都处在学术的状态之中，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甚至成为你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我就有两个习惯。因为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有一种本能反应，我走到哪里，看到错别字和病句就浑身不舒服，恨不得要去改它。还有，就是满脑子都是学术，任何时候，随便什么事，都会引起学术的联想。我现在还保持一个习惯，就是不光每天看报，还剪报。我觉得有价值，就剪下来，这里就有许多学术新人的创造，它会引起你许多的联想，不仅是个人的研究，也还有整个学科发展的设想。这样的“自作多情”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说好听一点，就是对学术，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承担；说句大话，就是舍我其谁，要么不搞，搞就要有这个气概。

    对社会的承担

    再次，就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承担，说更大点，就是对人类的承担。

    说具体点，就是我们为谁写作？谈到我自己的写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是为中国读者写作。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写作，还有一种就是为评职称而写作。我并不否认这两种写作的动机，因为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也很重视跟国际的交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别人，特别是学术界对你的评价，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写作。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我的著作不仅仅是给学术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读者来看。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我不在乎别人说“钱理群你专搞这种普及性读物，这是浪费精力，自降身份”，我十分重视“小册子”的写作，并且引以为豪。为什么？我有三条理由。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启蒙主义的传统。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启蒙资源不容易。对我来说，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前面说的“接着往下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我在贵州这样的中国边缘地区，底层社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学术研究跟我“文革”后期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称为“幸存者的写作”。我现在有了发言权，我很珍视我的发言权。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我对这些牺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责任的。

    促使我为普通读者写作，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情。中国人太多，所以虽然读书人比例小，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很多学界的人是不读书的，因为都太忙，我自己也很忙，别人送我的书我一般只是翻一翻，很少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但是在中小城镇里，就有一批人，是我们的忠实读者。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一个人就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读我的书。我的书他都看，但是有几本找不到，叫我寄给他。就是有这样的学术圈外的忠实读者。所以我写作时不敢乱写，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们失望。那些读者见你的书就买，当然这样的读者不会太多，当然也不会太少。这样的读者对我的压力最大，我怕对不起他们，我写作时脑子里时时想的是这样一些普通读者。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受这个影响很大。我的学术著作里尽量避免用学术术语，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不仅是我个人生命的表达的需要，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对象。

    说到这一步，就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院派跟现实的关系问题。

    学院派当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学院派和现实的关系，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要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学院派学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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