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们充分认可艺术商品化、民主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应意识到:给予艺术品生产者以自由与尊严，也就同时是在赋予我们作为艺术品消费者以自由与尊严;进而给所有产品生产者以自由与尊严，也就使所有消费者也获得相应的自由与尊严——这难道不是更合理的民主化吗?在消费狂欢中，我们还能不能为人的自由创造的生产性欲望留一席之地?布尔迪厄曾把资本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指出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文学艺术场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一个艺术家越是远离经济资本、越是远离社会物质力量的控制，他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以此反观，所谓审美自律精神在中国真的已发展到熟烂的地步了，还是其实根本并没有作为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或“颠倒的政治逻辑”而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即使认识到“经济逻辑”之日趋强大，我们的文艺在消费社会中的发展，还要不要一定程度上遵循“颠倒的经济逻辑”?我们似乎从来不缺识时务的俊杰，今天顺应、拥抱日趋强大的商业力量也就不乏其人，但我们还要不要有一部分人哪怕是极少的一部分人，从人类尤其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发展史中，寻求和重新聚合能平衡商业力量而与之和谐共生的文化力量?

在文学死亡事件中，既然有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营造着消费主义神话，当然就需要有人来揭示这些神话的虚假性，而相关论争要想深入展开，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单纯价值判断的口舌之争:在价值论层面上，对极端消费主义神话的泛滥与片面享乐主义虚火的窜升，确实要保持足够的警醒;而在知识论层面上，也不应忽视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文艺 知识生产机制所可能产生的革新作用。我们一些过分急切地忙于营造、传播消费主义神话的学者，对这种革新作用的认识其实恰恰不够到位，价值立场与知识范式与西方相关理论相比，都存在明显的错位:消费性享受的获得与生产性享受的被剥夺、文化精神享受的民主化与反民主化，对于大众消费文化来说乃是一体之两面，具体的研究可以侧重一面，但似并无必要在刻意掩盖另一面中制造虚幻的神话;而简单地以所谓感性欲望、身体美学等为立足点去解构所谓传统的理性美学，是不是恰恰不无尴尬地暴露出我们在基本知识范式上的落伍?传统文学理论学科由消费主义这座分水岭而合理分流，当属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此情形下，我们的相关研究更应倡导一种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或许我们该少一些制造种种“事件”以争夺话语霸权的浮躁，多一些沉潜探讨、累积知识的诚意，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重大社会转型，多增加一些急需配套的知识、文化、精神和智慧上的相关储备。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单行本，第50页、第55页、第1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2页。

⑤I·费彻尔《异化的扬弃》，参见《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1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①，第124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