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问题

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也显示出深刻哲学内涵。从民族文学关系角度考察，比较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的实证关系。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存在影响关系，这需要有一个从具体例证出发认定的问题。所谓实证关系研究，指的就是对确定不同民族文学影响关系的，那些具体例证的研究。离开这些具体例证研究，就无法确定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影响关系的实在性。其二，是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关系，即研究不同民族文学在互相比较中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认定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存在影响关系，这只是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表象阶段。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影响产生了什么结果，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因子，如何转换为另一个民族文学的成分，在这种转换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当然，也可以在不同民族的没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之间，进行类似的比较关系研究。比较关系研究，涉及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深层异同关系，不再是研究表象的实证联系，而是在研究民族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据问题，具有思辨研究性质。以上两类研究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他民族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都不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学隔绝状态下，孤立发展起来的。这是比较文学中实证关系研究的基础。同时，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他民族文学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不同点。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关系中，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和普遍价值。这是比较文学中思辨性比较关系研究的基础。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视域出发，更明确地提示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思辨性特征。

不同民族文学之间是平行本质的关系，这同时 也意味各个民族文学具有相关而又独特的平行审美价值系统。所谓各个民族文学平行审美价值系统的相关性，是说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存在本质共同性。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的这种本质共同性，使各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实现互相交流，甲民族的读者可以欣赏乙民族的文学作品，乙民族的读者同样也可以欣赏甲民族的文学作品，等等。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的这种本质共同性，使一个民族的伟大作品，可以成为世界各个民族文学的共同范例。如果各个民族文学之间，在审美价值系统上是互不相关的，不存在共同性的，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就无法实现互相交流，也无法形成互相关联的统一性。所谓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的独特性，是说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存在一定阶段中无法相互融合的本质差别。各个民族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的这种本质差别，使各个民族文学在比较关系中显示出个性，在相互交流中存在着由跨越本质而出现的，语言符号和审美符号的“变形”和“误读”。甲民族的文学作品，乙民族读者阅读时所形成的影像，与甲民族的读者阅读时所形成的影像，总是存在区别的，总是不会完全一致的。如果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审美价值系统上不是互相平行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既可以相互交流，又不能完全合一的矛盾状况。

各民族文学之间是一种平行本质关系，具有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平行审美价值系统，也反映在创作环节上。在通常意义上，作家首先是文学接受者，首先要欣赏他人的文学作品，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每一位作家都会受到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都具有自己特定民族和文化及语言的属性与背景。当代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使许多作家日益兼有多文化和多民族的色彩。但是，在某一位作家身上，总会有一种若明若暗的主体文化色彩。正如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不会有哪一位作家能兼容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特性，成为一位抽象的共同性作家。作家的特定民族属性和文化背景，使他的作品也具有特定民族属性和文化色彩，并成为他创作个性的重要内容。即使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前沿的作家，也无法避开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平行审美价值系统的制约。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极其推崇曹雪芹和《红楼梦》。他在创作自己的小说《一层楼》、《泣红亭》时，处处以《红楼梦》为范本。在《一层搂》、《泣红亭》中，他甚至为两个女性形象取了“卢黛玉”和“琴宝钗”这样的名字。这说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在审美价值系统上存在本质上的共同性。但是，经过比较就可以发现，《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之间，无论思想内容或人物形象，又存在无法替代的民族性差别。卢黛玉和林黛玉，琴宝钗和薛宝钗，都是不能混淆民族特性的人物形象。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民族性差别，并不是尹湛纳希模仿《红楼梦》的“心意”不够诚恳，而是出于当他用蒙古文学的审美价值系统，阅读《红楼梦》时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误读”，也就是他要用蒙古族的审美符号系统，表达他阅读《红楼梦》的感觉时，难以避免的“变形”。换言之，在尹湛纳希的文学活动中，出现了跨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平行审美价值系统的现象。他要模仿《红楼梦》，但是他只能创作出“蒙古化”的“《红楼梦》”。

各民族文学之间存在相关而又独立的平行审美价值系统，比较文学则是一种跨越不同审美价值系统的比较研究。于是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关系研究时，如何确定比较的尺度?例如，将一部基督教义文学作品与一部孔子学说文学作品之间进行比较关系研究，从基督教义的审美原则出发评价这两部作品，与从孔子学说的审美原则出发评价这两部作品，比较研究的结果注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

“作为个别的独创说来，艺术品根本是不能比较的” ⑤ 。这样的说法，难免绝对化之嫌疑，却包含着一定的真知。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构成独立和稳定的系统，它们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存在不可以忽略的差别，存在审美理想和审美尺度上的无法互相替代的个性。文学的民族个性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处境所规定，是民族的习俗、心理素质、语言方式、审美经验等众多方面的综合表现。它是民族存在的一种形式。因此，如果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承认各个民族在审美方面都可以有自己的尺度和选择，那么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关系研究时，批评尺度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就应该顺应不同民族文学在比较关系中，必然会出现的跨越文学平行本质的情况，在比较同质问题时用相同的批评尺度，在比较不同质问题时用不同的批评尺 度，亦即注重从各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出发，研究各个民族的文学个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共性。

这也就说，按照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原则，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关系研究时，只能采用平行的双批评尺度，即采用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别性的不同批评尺度。或者说，应该从基督教义出发批评基督教义文学作品，应该从孔子学说出发批评孔子学说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从各个民族的独特历史和生活境遇出发，探讨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之平行角度开展比较研究，这是比较文学与一般文学比较的根本区别。比较文学不可能脱离文学的一般性评价，但是比较文学同时更关注各个民族文学的个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某部作品，与另一个民族的某部作品之间，谁写得更好，谁更有普遍意义，这不是比较文学的主要目的。比较文学不是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高下和优劣，而是通过比较关系研究，发现和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联系和区别，共性与个性，特别是探讨产生这种联系和区别，共性和个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

比较文学与一般文学比较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前期准备工作的不同。一般文学比较，不是文学平行本质之间的比较关系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准备可以局限在文学一般规律，单一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系统之内。比较文学却不同。仅仅具备文学一般规律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的系统知识，是无法真正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需要对所比较的各个民族文学，都有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知识，需要按文学平行本质比较研究的准则，坚持文学本质之平行比较的主体意识，克服在比较关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导致本质之不平行比较的主客观因素。

比较文学与一般文学比较的上述不同，可以概括为比较平台的不同。一般文学比较，或者一个民族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或者虽然包括多个民族文学，但是立足文学一般规律的综合理论研究，只需要一个比较平台。这个平台可能是关于某个民族文学研究的平台，也可能是超越各个民族文学的，关于文学综合理论研究的平台。比较文学则需要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乃至平行多比较平台）。也可以说，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是从事比较文学的基本前提。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就方法论而言，其主要目的，正是着眼于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没有平行双比较平台，在比较关系研究中就会破坏文学平行本质的原来状态，就无法保证比较文学学理性和价值定位的客观性。

在比较文学中，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主要包含三个意思。其一，在具备关于文学的一般理论的同时，具备相关民族的系统的文学与文化及历史知识;其二，具备阅读相关民族文学作品的语言能力（或者具有借助其他方式替代的途径）;其三，按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原则，在比较不同民族文学作品时，具有用相同批评尺度比较同质问题，用不相同批评尺度比较异质问题的主体意识。

每一位比较文学工作者，都具有特定的民族属性，都存在从事比较文学时知识准备的足与不足的问题。这是提出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涉及不同民族文学比较关系研究中，会有意识偏向某一个民族。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知识准备的不平行，或者缺乏文学平行本质比较研究的主体意识，从而在无意识中背离比较文学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

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既不是说在比较文学中不存在“同质性”的问题，也不是说在比较文学中不能做任何“同质化”的处理。平行本质概念，原本就包含着两个不可脱离的方面，就建筑在既承认共同本质，又承认特殊本质的哲学视域基础之上。如果两个事物之间不存在共同本质，它们之间就无法组成平行本质关系。既然各个民族文学之间存在同质关系，追寻这种同质关系同样是比较文学的任务。而且，在比较文学中，部分“同质化”处理方式常常在所难免。完全排斥“同质化”处理，在文学平行本质之间甚至无法进行比较关系研究。主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应该清楚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同质化”处理，那些内容可以做“同质化”处理，那些内容不应该做“同质化”处理，在一项比较关系研究中怎样把握“同质化”的量度，以及“同质化”带来的是怎样的结果，等等。

构筑平行双比较平台的根本目的，是追寻现实生活中的文学状况，阐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关系。如果仍然用“平台”做比喻，那么可以说在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中，某个民族的一部文学作品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之中，也必然要有一个可以 接受它的，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显示出另一个民族文学特性的接受平台，这部文学作品才能在另一个民族的文学系统中“驻留”，才能被另一个民族所接受。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接受平台。这个平台，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及其接受能力。它是认知系统、审美系统、语言系统和情感系统的集合。文学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在文学传播中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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