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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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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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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分地位或社会形象的选择。这种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使人与真实自我相异化，也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产生了逆转。因此，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像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有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18]（p.314）
时间的不可回溯性，使人生始终难以摆脱死亡的逼促；生命的唯一性，又使存在一直承受着价值的焦虑。处在存在之忧笼罩下的欢乐是沉重的，以世俗消费为特征的数码时代的大众文化所营造的集体欢乐与人间喜剧大多是虚幻和反讽的，一味追随和依恋这种资本掌控的文化时尚，刹那的感官享受与欲望狂欢之后剩余的将是无尽的空虚和失落；有的学者就说过：“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也许是文本的欢乐所无法弥补的。”[19]（p.360）在这个技术迷信和商业扩张的时代，文化基本丧失了作为人类生存内在基础的意义深度，片面发展为形象的游戏，而形象崇拜代替审美精神的人文理想，成为个体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形象成为个体生存欲望的对象，成为自我失落的个人存在的虚假证明。在这个片面发展的时代，无论是貌似激进前卫的先锋艺术还是摹拟集体狂欢的明星崇拜与形象消费，在现代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先导下、在货币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双重护航下，打着自由快乐的大旗，正热热闹闹地涤荡着文化的批判反省立场与自由解放品质！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
阿多诺说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而残酷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数百万人被法西斯用现代技术集体谋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表明个性的死亡，而且表明人性的死亡——人重新成为无差别的物[20]（p.362）。对人类深重的苦难视而不见本身就是一种残酷，而用诗意的光辉去涂抹罪恶不啻于为罪恶重演招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在于，它以巨大灾难的形式无情地把人类在现代文明中失去保护的困境展示给人类。正因为现代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这场灾难不仅成为现实，而且成为对它的生存信心的根本性打击；现代文明的乌托邦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焚烧，它使人类普遍感到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真正的人生欢乐背后常常依托着一种“忧愤之思”或曰“悲剧之思”，它是对现实的真实性体验的审美升华——在对世界的真实性表现的同时展示世界的更深刻的可能性，即联系于存在整体的可能性。西方先哲乌纳穆诺曾提出“生命的悲剧意识”[21]理念，而尼采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22]（p.89）灌注了“悲剧之思”的欢乐也许是沉重的，它却是实在的；处于现代性悖论中的大众文化是矛盾的，也许只有赋予了人文理想的审美批判才能制衡其被“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轻薄与狂嚣，并将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像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发掘出来，培育成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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