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Realism唯实论，又译“实在论”，在19世纪文论中也指现实主义。但是在中世纪，“唯实论”是针对“唯名论”的另一种学说，被认为是来自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实在论。如果理念或一般概念是实在的、而不只是个别对象的名称，那么概念和逻辑也就不仅仅在于人的主观观念，却具有其自身的实在性；真理的客观性、普遍性由此才能存在。

62、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s 意义的重构。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诠释学手稿中已经提出：解释的实质，就在于“对给定陈述的一种历史的与直觉的、客观的与主观的重构”。“意义重构”之中的“历史的”和“客观的”要素，也被称为“客体的/语言学的维度”，它侧重的是意义生成中的“规则”性。而“直觉的”（divinatory）、“主观的”要素，则是“主体的/心理学的维度”，它强调的是意义生成中的“选择”性。从而“文本”就是选择和规则共同生成的新的意义整体。这种“重构”实际上意味着只能无限趋近、却不可能最终获得被解释的对象；从而所谓“意义”仅仅成为被理解的意义。

63、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 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罗兰·巴尔特《S/Z》（1970）中的术语，原文为lisible和scriptable。《S/Z》是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尼》的评注，巴尔特用“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区分传统小说与20世纪的文学作品，认为前者的意义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迫读者去添加意义。如他所说：“可写性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是在世界的无限运动……被某种减损多样性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类概念、批评）贯通、交叉、阻断或塑造之前，是意义框架的开放，是语言的无限。”可读性文本则只是“作品”（products）、而不是“创作”（productions）。类似的区分还可以见于艾柯的《作者的角色》（1981），相应的术语是“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open and closed texts）。

64、Signified所指。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这是指“能指”所指涉的具体事物或者概念。由于“所指”既可以指涉具象、又可以指涉抽象，因此就有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表达象征性的意义（比如并不真实存在的“龙”的象征意义）。在20世纪西方的形式批评中，“所指”与“能指”相对应，“能指”是符号的结构层面，“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层面。

65、Signifer能指。索绪尔提出的基本概念，即：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后逐渐成为文论领域的普遍话题。“能指”无法被缩减为概念（即“所指”），而“所指”也并不依附于一种特定的“能指”（即一个特定的语音单元）。一个孤立的“能指”（比如字典中的一个单词），可以具有多种含义，这就是多义性。反之，一个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达，这就是同义词。其联系往往是随意的，从而意义的变易完全是可能的。

66、Synchronic共时性。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概念，又译“同时性”，与“历时性”相对应。对语言的共时性研究，是注重语言的结构系统、音义关系、即相对稳定的深层特质。文论中的“共时性”意识，后来在20世纪的形式批评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67、Text 文本。主要指文学艺术作品，广义的文本则是指一切人类活动的产物。

68、Textuality of history 历史的文本性。参见Historicity of texts（文本的历史性）。

69、Universality普遍性。苏格拉底的出发点，就是确认一种被智者学派所排斥的“普遍性”。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苏格拉底的主要贡献”。“普遍性”的问题对于“美”、乃至一般人类价值的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苏格拉底认为：“当然，如果我们假定自己知道美的标准，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说某物更美、或者某物不那么美的时候，已经暗示出存在着一个标准。……完美的线和完美的圆在我们经验的范围内是找不到的，最多只是接近于线或者圆的定义而已。因此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经验当中不完美的、可变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普遍的概念。”智者学派关注人本身的生存问题，但是按照他们的相对化辩难，“正义”之类的基本价值在不同城邦、不同群体中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苏格拉底所要揭示的，就是在种种可变的解释背后可能存在的某种确定性。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从肯定的方面把握和实现这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完美”、“不确定”的感受，用否定的方式体悟“完美”和“确定”。应当说，这正是后世西方区分“渐进的存在”（becoming）与“存在本身”（being）的逻辑方法。至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普遍概念”被命名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柏拉图背离了苏格拉底的初衷，从而要重新将“普遍”寓于“个别”之中。

70、（the） War of Liberal Arts文科之争。指中世纪教会学校与新兴大学之间的一场争论。以奥尔良为中心的教会学校强调语法，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兴大学则坚持“逻辑才是学术的皇后”。文科之争的背景，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其实质则是对人文理性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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