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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诗的意象创作

时间:2009-8-8 16:44:41  来源:不详
印象就是“你在呻吟”或者是“荷尔蒙过剩”,完全脱离了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挖掘,活脱脱地把现代诗歌当成了个人主义的收容站。有时,一首诗明知不好,语言粗俗,直白浅陋,意象不美,意境不佳,可就是不想修改,也懒得修改。如此倒也罢了,扔在一边,不就完了吗?可是偏偏有一些“诗人”仗着有几分名气,就老想拿出去示人,还想让别人说个“好”字。我认为这是对读者的莫大的侮辱和不负责任。

中国现代诗人海子比较强调诗人的使命和责任。在海子的心目中,诗人是在“神圣夜色中,走遍大地”,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探索者。诗人应该摆脱“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的本身”。他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又说“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和咏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的贵族。”他所追求的是“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倡导“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所以,诗人老巢也说“诗坛需要反省与自救,当前的现代诗歌创作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的责任”。

四、解决现代诗意象创作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一)学习和借鉴祖国优秀的传统诗歌,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

20世纪20年代,由李金发发端的“远取譬”等现代诗意,催生了新质的诗歌意象。穆旦所致力倡导的“诗歌意象的现代化”,使诗歌的意象更具鲜活的时代色彩。这些新质鲜活的诗歌意象,不仅营造出新的诗美形态,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也正是由于意象的推陈出新有如此巨大的诗学意义,所以在现代诗的写作中一种偏向也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意象的创新及“现代化”,被许多人实施为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其结果是不仅使得一些“现代诗”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在韵律上也不堪卒读。这一偏向已经使“现代诗”的写作异化:在一些现代诗人那里,诗已经不是独特情思的抒发,而是一种向人炫耀技艺的匠人式的把戏。

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诗歌,诗人在诗中常常凭借意象来完成诗歌的各种功能,营造了许多经典的诗歌意象。比如李白的诗歌意象奇丽雄浑又飘逸不群。杜甫的诗歌意象个性独特,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我们一定要用心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要明白诗歌的意象是诗人抒发情感的最基本的方法,意象要有情感作支撑。晋代文论家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 。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也指出:“作诗本乎情” 。就是强调情感是诗的生命,抛开了真挚的情感,诗的意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对于那种脱离人的情感,胡乱堆砌意象,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要敢于说“不”。绝不能学《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大臣,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或鉴赏水平,对所有朦胧、隐晦、自己读不懂的诗都不加辨别地大加赞赏,这只能让现代诗进一步脱离轨道。比如,对于诗人吴铭越的《无题诗组》:“最了解的人还未出现/车祸已来临/沉醉于此/体内的钉子带给她犀利线条/那该是什么颜色?/上帝的眉毛给了她……”,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把这些诗句分解开来,还能看出几个诗人创造的意象,如“没有出现的人”、“突然的车祸”、“体内的钉子”、“犀利的线条”、“上帝的眉毛”等等。但是,这些意象都是彼此孤立的,起码读者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就更不要说形成诗的意境了。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诗句只不过是一些词汇的堆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读者看不懂是正常的。而对于冰心的《繁星》(七一):“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我却十分欣赏。虽然只是一首小诗,也排比列出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等意象,但是由于这首诗词句清丽,韵律天然,而且寓情于景,使情与景相映相生,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恬静和美的意境,令人十分喜爱。

(二)建立现代诗的审美标准和责任意识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氛围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审美现代性”,影响并催生了中国的现代诗。国外诗歌崇尚自由和前卫,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下半身文学、垃圾诗、口水诗、狼心狗肺诗……这些诗折射出了一种浮浪、奢靡之风,他们不关心社会变革中人的心灵、生命的生存状态与感受,而是关心人的生殖器官、屎、尿、屁等等,作者越写越大胆,越写越暴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这样写诗,才是直抒性灵,描写人类的本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代诗的不幸与悲哀?我只觉得,诗家,儿女之事,是你自家的私房中事,何苦要拿到阳光下来展示和炫耀呢?

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洪子城教授说“现代汉诗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则强烈呼吁要建立现代汉诗的写作鉴赏标准,认为必须要有可行的艺术准则来衡量诗歌质量以保证稳定的诗歌作者群和读者群。笔者也认为诗歌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审美标准,不能把所有的分行文字都称作诗,更不能把那种哗众取宠、挑逗人的内分泌、直白得象说话的诗说成好诗。评价一首诗的好坏,思想比形式更重要,诗表现着诗人的心灵向往和良心。怎样的意识倾向,或许就会孕育出怎样的诗来。但不论怎样,都应该遵循并把握诗的原则与本质,那就是关注人的心灵、生命存在的状态和感受。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不能只局限于吟唱“小我”,更不能片面地追求低级趣味,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将诗与我们生息相关的社会孤立地隔绝开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历代诗人在这方面已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新的选择和新的挑战,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都不应忘记诗歌的使命,忘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都应让我们的心声、作品与国家、民族、时代的脉搏共振。想大众之所想,急大众之所急,使诗歌真正成为时代的鼓点和号角。拥有了这种“大我”,我们才会在平凡的生活中创作出充满激情和亮丽的诗行,从而引起民众的共鸣和热爱。对那些不健康的、肉麻的、淡然无味的诗歌,我们应该多一点批评,少一点掌声,不要盲目地去追捧和喝彩,要让这些诗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远离庸俗,提高品味,真正成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享受的文字,成为对读者有利,对社会有益的艺术。

(三)把握“意”与“象”之间的关系,做到意象合一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即意中之象,“意”与“象”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意是诗的主旨,是意境的内核,这种意,不是意念的意,而是意趣的意,即是经过情思的物态化后可看可听可感的“意”。象即诗歌所表现的物象,是诗人情感的载体,但也并非纯客观的景物刻画,而是情思化后的“象”。诗歌的立意贵在高洁巧妙,不能鄙俗不堪,取象贵在浅近亲切,又不能隐晦太多。这种分寸确实难以把握。所以,古代的费经虞说:“诗贵似浅非浅,不得似深非深”。在诗歌创作中,要力求“意”与“象”,“物”与“我”的完美结合,使人一看就懂,却又回味无穷。韩瀚的《重量》就是如此:“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一杆生命的天平,称出了张志新烈土生命的比重,突出了她“比泰山还重”的死所具有的独特的震撼力。将一个人和所有的苟活者相比,所形成的反差通过“天平”强烈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其意象既清晰又深刻,体制虽小,却能以极其强烈的情感含量取胜,正所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四)正确运用想象组合诗歌意象

想象是作者在思维天空中翱翔的翅膀。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雪莱说:“一般来说,诗歌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布莱士列特:“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别林斯基:“在诗中想象是主要活动力量。创作过程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完成。”艾青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想象是美感的眼睛,想象是灵感起飞的跑道,好的想象是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了想象的作品只能是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诗歌作者在把意象词语化的同时,也要考虑借助想象把一个一个的意象组合为整体的诗歌意象系统。组合成什么样的诗歌意象系统就会产生什么样特定的诗歌意境,传达出什么样的诗美体验。诗歌作者的组合意象方法因为神奇想象的介入,显得比其它文学文体的组合方法更自由、更大胆、更出奇不意。但是诗歌中的想象不能是无凭无据,或者空穴来风的,应该是诗人独特的主观心灵的体验下的产物。想象运用得好,意象就丰富,意境就优美。 比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代表作《乡愁》,全诗四节分别把乡愁想象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新颖别致,体现了诗人由此物到相关联的彼物之间的超强想象力。诗中的四个想象就营造了四个意象,就单个意象看,并无特别之处。但这些意象紧紧围绕“乡愁”这一中心经营,并按照“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一人生的成长历程层层递进,以“我”与“母亲”、“新娘”、“大陆”对举,就使意象经营深刻化了,同其他乡愁之作的意象经营有本质区别,也使此诗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首名作。

(五)处理好意象与谜语之间的关系

法国象征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永远应当是个谜,这就是文学的目的所在。”马拉美的话当然有点偏激,我们承认诗与谜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诗并不完全等于谜,二者是有显著区别的。谜语是以富于特征的线索暗示隐藏的谜底,诗则使用意象语言来暗示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诗里,意象是帮助读者摆渡到“彼岸”的舟楫,“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读者正是通过意象的启悟唤起自己的体验,而意象所起的作用就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正如谜语的谜面提供的种种线索均指向谜底,当读者经过破解捕捉到谜底之后,线索的媒介作用也就完成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诗歌意象和谜语线索一样,都是一种中介手段。但是,从根本上说,谜语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它并不负载情意内容,无可感兴,其形象也不具备审美属性。而诗歌所寄托的是诗人的情怀,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和发现,所展示的是深邃的精神世界。谜语的内涵和目的是确定的,单一的,答案找到了,解谜的过程完结了,谜语也就无意义了,而一首好诗却没有明确的解答,诗具有丰富的暗示和象征意义。例如 “白天忙忙碌碌,夜里茅草盖屋”,是谜语,谜底为“眼睛”;而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其间的思维闪现,跳跃,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显得辞约而意丰,令人回味无穷,这显然是一首诗。古人说:诗无达诂。正是由于诗无确解,才为我们的审美探险留下永远开掘不尽的宝藏,也使诗歌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六)处理好意象与逻辑之间的关系

写诗要重视意象的创作,但同时也要注意逻辑关系。诗与逻辑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诗歌是自由的鸟儿,它张开形象思维的翅膀,在诗的天地里无拘无束地飞翔。出于诗意和情感的需要,作者笔下的事物形象常常出现与事理逻辑相抵牾的变形或夸张,以诗化逻辑或情感逻辑代替生活逻辑。另一方面,诗又有皈依逻辑、遵循逻辑的内在要求,而使诗意显示出一种严谨缜密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诗的这种表面悖理而实质有理的特征,《红楼梦》里的香菱理解得很准确:“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诗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诗歌的创作既要注重形象思维,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即是任何修辞手法都可以“悖形”使诗句新奇动人,但决不能真正“悖理”——让人觉得无情无理,想去竟然不合理。诗要经得起推敲,不可忽视诗中的逻辑,忽略它,常常会陷入水桶断箍锄头掉楔的尴尬境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诗人不大注意,结果使诗出现疏漏,影响了诗意的整体表达。例如,梁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诗中,有一句诗的意象违背了逻辑:“我们沉默得太久/甚至眼睛都长出了青苔。”沉默者,多指缄默不语,静观默察,并非闭眼不看。闭眼不看,并不等于缄默不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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