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世纪文学”是对以全球化、都市化、生态化、市场化为显著标志的21世纪现代生活的艺术观照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召唤性的价值倡导，“新世纪文学”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依必然律和可然律预设，“新世纪文学”存在或隐或显的八大趋向：文学观念多元化，人文视野全球化，艺术表现自便化，题材范型都市化，生活关怀纪实化，生态主张明朗化，传播路径电子化，接受行为市场化。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考察，上述判断和展望至少彰显出四种意义：一是撩起作家在世纪初的创作起跑意识；二是考验文学批评家的现实观察与未来引领能力；三是部分促成新世纪文学格局的调适与新变；四是为新世纪的文学研究搭建新的话语平台。

【关键词】 “新世纪文学”；多元化；自便化；电子化；市场化

       “新世纪文学”到底会有怎样的景观，已经引起圈内人士的热切关注。有人认为“新世纪文学”不可能大起大落，有人判定“新世纪文学”可能出现某些异质性新变。进取性的积极面对固然可贵，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点——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本世纪文学的整体面貌，更不可能详尽勾画未来近100年的文学蓝图。原因很简单，生活在变，人心在变，文学也在变。因此，我们今天无须把话说满，当然也不可能将话说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话可说，更不是要求评论界保持沉默。事实上，无论是批评实践还是理论建构，总是既有当下进行时态的考究，也有过去时态的回眸和将来时态的瞻望，这也是批评话语特别是理论形态的本性使然。但“新世纪文学”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描述，倒是更应该成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召唤性的本质界定和理论倡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粗放型地将“新世纪文学”看作是对以全球化、都市化、生态化、市场化为显著标志的21世纪现代生活的艺术观照方式。
       《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对集中并堪称认真的研讨。张未民《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在比较视野中就“新世纪文学”及其研究前景寄予乐观期待。他说，“‘新世纪文学’比起上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及‘9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等概念来，在当前有着更为广阔和诱人的表现空间和探讨空间，它不仅面向过去一段离我们最近的数年时光，而且还拥有未来；不仅是客观的认识对象，而且还是发展中的变迁着的认识对象。它要求研究评论者主体的现实思维和历史眼光互相渗透、互相启发，以及具有辩证着运动着的前倾研究姿态。”[1]我在这里无意事实上也不可能给出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特质及其研究范型的准确判断，只是基于现实与发展的眼光就“新世纪文学”可能乃至必然出现的八大趋向作出初步的预设。

        一、追求心灵自由：文学观念趋向多元化
        追溯文学的缘起，本是为了让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富有意味。但到后来，文学反倒越来越成为自身沉重且无法让人轻松起来的事情。客观地说，适当要求“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并不过分，但赋予文学写作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使命则未免过于功利。
       但是，文学的这种功利化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极度张扬的时代显得分外突出。“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优先叙事”就是典型代表。当时的文学创作迫于政治强势语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就范，成了政治的工具和斗争的檄文，异化为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再决定”的附庸。新时期以来，文学逐步接近正常轨道，其在场性说话身份渐次恢复，文学正在更为开放的文化背景中“回到”文学自身。然而，假如我们以“新世纪”为时空度量标准，便不难发现，文学的这种文化身份的回归之旅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万里长征只不过刚刚开了个头。
       实际上，文学在受制于生活的同时，必将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政治、哲学、法律、道德、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这本身就说明文学和政治等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永相纠缠的宿命。问题在于，文学虽然与政治等意识形态彼此影响，互为作用，但二者都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又使得它们很难生成彼此决定的简约机制。况且，“文学所反映的，除了核心生活之外，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可以直达社会生活的外周边缘地带。越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特定社会性质的色彩越浓烈；越是社会生活的外周边缘部分，特定社会性质的色彩越淡薄。随之，文学作品意识形态性的浓烈度会依照反映生活由核心到边缘的部位而阶次递减直至透明”。[2] 因此，在包括作家在内的真正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里，几乎总是企盼着文学的自立与自强。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愿意倾向于“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的宇宙’（universe ofdiscourse）”。英国的杨格早就说过，对于职业或业余作家来说，写作不但是一种高尚的文娱活动，而且是一个幽静的避难所，它改进他们的才能，增加他们的宁静，为他们在烦乱的世界中开启一扇后门，使之有可能通向一座长满道德与智慧花果的芳草地。所以，我虽然并不赞同“纯文学”的鼓噪，但决不主张文学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花边式点缀。换言之，“去政治化”背离文学常态，“再政治化”也不利于文学的正态演进。可喜的是，借重于我国政治文明的突出强调和有序进步，新世纪的文学观念有望进一步走向开放和多元，作家追求心灵自由的权利将进一步得到尊重，文学创作的自主本性有望进一步强化。

        二、宇宙意识增强：人文视野趋向全球化

       宇宙意识显然是现代意识的必备内涵，其重要表征便是人文视野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人文视野将地球及其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宇宙看作彼此互惠、和谐统一的机体，并努力谋求整体发展的安全性和持续性。究其实，文学的这种全球视野和宇宙意识源自全球化时代的利益追逐以及追逐后的理性反拨要求。
       何为“全球化”？王一川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指现代人的全球共生与互动性体验，是大约17世纪以来全球各民族之间的愈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与渗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特定地区的生存体验与远距离外的生活体验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这样的全球化概念当然可以用来把握中国当下的文艺状况。”[3]显然，在这个联系日趋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人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已达到“沸点”，“王国”意识、“围墙”经济不再时髦，高度封闭式的创作已不合时宜，私密化的个人宣泄和内转性的形式游戏将因其鲜明且强烈的反现代性而遭致社会公众的拒斥。也就是说，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见密切，国家与地区事件的全球性质不断增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需要共同携手面对的问题。与此相应，作家也应该在宇宙观念、交往行为、关怀对象、写作主旨诸方面更多地拥有全球视野。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歌德所期许的“世界文学”会不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一体化”？法国比较文学批评家洛里哀在上个世纪末预言，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4]但我们很快发现，文学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有其不同于物质生产的极端复杂性，文学创作中的个性持守和审美接受中的多样需求还应该也必须得到理解和保护。否则，将从本体论上颠覆文学形态赖以存在的意义。所以费孝通说，“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利害相连，休戚与共，逐步走向一体化，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地球村’。同时，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不仅强化了相关联的意识，也强化了个人的自我意识，民族的自主意识，文化的自觉意识，这又导致社会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倾向。”[5]即如文学，我们一方面认同其“人学”情怀和起码的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又总是不断追求着艺术表现的差异性。反过来说，“各民族各国家间由于意识形态和审美心理、习惯的不同，全世界的读者也是多极化、分作若干层次的，但即使是这样，人类的感情兴趣和意向仍有许多共同点。审美尺度如果过于狭隘，就会阻碍情感交流的通道。”[6]
        不难预期，中国文学的全球视野一俟全面敞开，“全球性问题”将随之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所谓“世界文学”的宇宙意识将大幅增强。这不仅是全球化时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且也是后地球时代人类主体的内在企盼。

        三、无法乃是至法：艺术表现趋向自便化

        如前所述，新的世纪既是利益趋同的世纪，也是个性存异的世纪。这种个性化追求及本文随后将要涉及到的网络化写作路向一旦达成合谋，将相当程度上消解新世纪文学写作的神圣性，作家的审美表现将更为自便，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将更加自由灵活。
       可以肯定，开放、多元的新世纪为作家和读者预留了较以往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而这种选择空间正可刺激文学的创造热情。与此相关，创新的价值一经得到强调，过往的创作规律抑或定势将被打破，所谓“权威”或“样板”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文学大师”的历史性退场将不再如现今这般令人扼腕叹息。此所谓——“规矩对于瘸子是需要的，但对于健全的人却是一个障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正以越来越强烈的心态认识到，创新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文学进步的灵魂。历史业已证明，但凡思想解放的时期，必定是人民大众精神饱满、群情勃发的时期，自然也是作家心境澄明、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因为新的时代塑造着新的时代精神，催生着新的文学观念，为文学创作设计着新的内容要素，也为文学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无穷的契机。文学的创新可以也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观念创新、题材创新、形象创新、语言创新、结构创新、手法创新、文体创新等等。当然，自便式创新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传统或无所顾忌地超越时代所能够承受的理解水平。
       承创作的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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