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转型期客观社会因素的限定，也有趋异时代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转型时期经济杠杆的强力运作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始终主导着上层建筑。趋异时代的经济杠杆作用使得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报告文学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或者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势语境推荡和左右着报告文学的写作与接受生态。这是造成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根本原因。
   其实，经济生活向来都是文学发展的第一决定因素。尽管两者之间不时出现非平衡性，但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便不难发现，除盛唐等极少数时代外，文学从来就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中心位置，因为它永远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社会参与性能，甚至大力张扬主旋律式的报告文学创作，但经济杠杆原理却总是要求作家和读者屈从于自己的规则。因此，从理论上说，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的程度越高，文学形态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然而，辩证地看，市场经济对于文学艺术的边缘化运作以及文学艺术对于趋异时代人文精神的补偿性能量几乎是同样重要的。高尔基在《读者》中曾经指出，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能够使人们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报告文学正是这种具有高尚目的性的文学。我们当然期待着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形态能够以自己的姿色在社会结构中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但这在以经济为杠杆的现时代暂时可能还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梦想。只有当梦想转换为坚定的具有普适性的责任信念时，我们的精神才会更加殷实，人生才会更加靓丽，文学才会更加富足，社会才会更有前途。

    二、改革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
   经济生活对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意识形态具有优先性的主导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是文学发展的最后的、唯一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在影响文学生态的诸多因素中，还有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碰撞，如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对于文学或隐或显的影响。其中，政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究其实，报告文学之所以为读者大众所必需，原因之一就是它可以满足民众寄予政治的另一种期待，即以一种特别现实、特别强烈的文学方式伸张正气，抵制邪恶，参与社会的监督和管理。但政治与报告文学同属意识形态，只不过前者是权力型社会意识形态，后者是干预型审美意识形态，二者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它常常打破文学和经济杠杆之间的线性平衡状态。与此相关，报告文学既依赖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又往往超越了某些暂时的政治功利。当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功能大于或超过经济推力时，报告文学或中心或边缘的文体方位便会产生波动，其波动的结果就是走向两个极端：异常中心化和极端边缘化。所以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说，“中国的报告文学之所以成气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新闻自由‘千呼万唤’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下，报告文学是最恰当也是最‘自由’的表现形式。”[4]
   人们在创造奇迹时，很难回绝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既成条件。报告文学的兴旺发达，自然离不开宽容和谐的现实写作环境。因此，清醒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十分珍惜开明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与国家“政治文明”的谋求一脉相承。我们反对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规约的欲望表达，也不赞成“两个极端”式的异态文学写作，我们提倡既符合历史潮流又尊重艺术本性的报告文学创作。同时，我们希望并相信，报告文学同样可以甚至能够比其他文体更好地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

    三、趋异时代报告主体独立意识的潜在呈现
   报告文学文体中心或边缘的复杂表现，还与趋异时代报告主体的独立意识有关。那些强调报告文学个性意识和批判性品格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努力追求着人格的独立和作品的济世效果。追求的结果大体也有两种——主流的边缘和边缘的主流。因作家个体的生活经历、思想境界、个性气质、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创作理念和文体风格。此外，报告文学作家的“无名”或“未名”特征也日见突出，常常不经意间冲出几个陌生脸面，但其作品因为较少顾虑往往富有生气和艺术吸引力。所有这些，使我们很难采用单一角度或一致的标准进行评判，即使匆忙作出了主流与非主流、中心或边缘的裁定也会因其简单随意而失去公信力。
   世事如棋步步新。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千变万化，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圈子，走出自我，追踪时代，独立而不孤立，慎思而不封闭，建立更加开放和有效的与社会对话的报告文学写作机制。面对那种极端个人化的自以为是的写作偏向，“清醒的理论建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以要求我们的作家从个人迷恋和圈子心态中解脱出来，面向大众，走向原野，以‘兼听’的姿态亲近大千世界。唯其如此，才有望实现文学艺术解放效果的最大化。”[5]

    四、理论诉求对于报告文体的召唤与挤压
   长期以来，评论界抱怨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滞后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问题并未严重到影响报告文学发展的程度。倘若冷静观察，我们便会发现，趋异时代的报告文学理论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对报告文学创作发挥作用。至少，从为数不少的学术论著的刊布以及相关理论研讨会、作品研讨会、颁奖会的相继召开可以看出，作家们不仅重视理论批评，而且正以欢迎的姿态倾听着来自报告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合理化的建言献策。
   真正的理论批评，建设性的理性引导，既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磨刀石”，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航标灯。我把这种正面影响称作“召唤功能”。正确的理论诉求的“召唤功能”，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发现自己的长处，正视自身的劣势；有利于帮助报告文学作品坚守本性，开拓创新；有利于报告文学读者品评文本，鉴知社会。
   与“召唤功能”相反，廉价吹捧或恶意挤压式的理论批评不仅无助于报告文学的超前发展，反而有害于报告文体的正常生长。我称这种非健康的“友情理论”和“圈子批评”为“恶意边缘论”。因为，无论是无原则的吹捧还是排斥性的挤压，其结果都会损害报告文学的品格，人为造成读者大众对于报告文学的疏离。尤其是“亚文学”论或“二流文学”论，既是僵化的传统文体观念的遗留，也是抛弃认真阅读后的轻率判断，属于典型的“恶意边缘论”。正如《纽约》杂志评论家、《伟大的书》的作者大卫·丹比所批评的那样，现在的理论层出不穷，理论代替了对原著的阅读，以致种种批评不是建立在诚恳的阅读之上，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诚实关系被充满火药味的言论迷雾所遮蔽，在没有弄清对象到底在说什么之前，作品已经被一种理论而不是一种阅读经历枪毙了。[6]这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和读者高度警惕，也需要每一位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家深思。

    五、现代传媒对于文学活动主体性的消解
   这里的现代传媒主要指网络传媒。毫无疑问，网络传媒的崛起，对于传统作家和读者的神圣主体性都是无情的消解。在网络世界，人们更容易成为“作家”，也更容易成为参与性读者。如果你愿意，作家和读者的身份既可互换，也能兼容。这一方面提高了报告文学的写作和阅读效率，为报告文学在网络世界的生长赢得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报告文学作家责任感的淡化和报告文学作品艺术性的粗鄙化埋下了伏笔，进而可能带来创作中的“自我中心化”和作品文本的“再度边缘化”。德里达以“明信片”方式表达了这种杞人忧“文”的焦虑。在他看来，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政治的影响位居其次，整个所谓文学的时代在电脑王国中将不复存在。
   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从宏观视野审视，网络传媒确乎动摇了传统作家的地位，改写了文学创作的格局，更新了作品的发行方式，冲击了传统的读者市场。因为每台联网的电脑既是信息发布的中心，也是信息提取的终端，中心与边缘在这里变得分外模糊。确切些说，现代传媒是个网状结构，它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报告文学或借助于网络发行的报告文学，在获得高度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文体的尊严。可以断定，对于报告文学作家一贯呼吁的良性写作环境而言，自由实际上也是一柄“双刃剑”。所以，睿智的批评家们应该建议作家享用一种“有限度的自由”。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位移的启示

    既然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表现十分丰富，造成位移的原因如此复杂，那么，新的问题便随之而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一、“边缘”思维的价值
    “边缘”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思维，拥有边缘性、逆向性、辩证性、创造性等现代思维特征。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边缘”思维，要求我们以正常的心态看待报告文学的文体方位，并以综合、创新的观念来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
   首先，秉持“边缘”心态看待文体位移。金克木先生在《说“边”》一文里讲过这样的话，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话虽简短，但极富哲理意味。其实，“从一个开放的主流思想和问题意识角度去看，就自然对边缘思想、独立思想、个性思想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它融合于非主流或学习或同化非主流，让主流思想的生命一直处在被补充和滋养的状态。”[7]一般而言，人们并不惧怕中心的喧闹，倒是常常不甘边缘的寂寞。事实是，在这个利益多维、需求多样、价值多元的趋异时代，已经没有绝对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因此，超越中心与边缘的功利主义二元判断，对报告文学的文体方位作客观而务实的确认，才是符合时代趋势的明智之举。
   其次，借用“边缘”观念推进报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家张荣翼认为，“如果说边缘文化是被中心文化所放逐的，那么文化边缘则属于处于暗处或者可以施放奇招的位置，它不像文化的中心那样光彩夺目、风光无限、颐指气使，但是这种边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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