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论的重建步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淀已日显成熟和厚重，但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其间，不乏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等的冲突与两难抉择。而且，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多元共生思潮和读图时代的迅猛君临，几乎颠覆了既有的话语方式与学科体系，我们确实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超越困境、重建文论话语体系，进而建立拥有当代发言权和世界影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学派？张荣翼新著《冲突与重建》从文论视野、本体辨认与建设立场等方面进行了跨世纪反思与重构。这或许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跨世纪文论；比较视野；《冲突与重建》；视野焦虑；本体之思；建设立场

     大约自王国维始，西学东渐明显加速，中国文论开始告别传统，并逐步启动现代化旅程。这种具备“重建”意味的现代化旅程，其潜在使命在于建构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文论话语，从而实现与西方话语间的平等交往与对话。然而，这种现代性诉求恰恰导致了百年中国文论的失语——自身品格逐渐迷失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时尚的罅隙里。因而，如何重建依然是当下文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然而，值此多元共生时代，文论重建愈显复杂，“去中心主义”特征对中国气派存在着解构危险，信息全球化、媒介电子化的趋向也使文论重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我们往往热衷于对于新问题、新概念的追捧，而较少认真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种从众和浮躁的世俗化倾向，显然制约着文论重建的现代化步伐。如今，很多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呼吁重提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以下简称张著）适时面世。张著对当下文论研究与重建的理论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辨析，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视野焦虑：全球化与中华性

   全球化浪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带来了新的冲击，同时也为新世纪的文论重建提供了新的视野与空间。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冲突，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本质上加深了中国文论重建的两难处境。这缘自全球化对文化行为的双重影响。张著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文化的强力影响可能促进文化发展，也可能造成很大伤害。全球化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迅疾，但其一体化则势必造成文化的单一性，从而缺乏竞争性。但从整体文化发展进程来说，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我们注意到，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文化间的对话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美国拍摄的《花木兰》与中国本土的《花木兰》之间有明显的意义误差，这源于文化的异质性，无可非议。问题是，这种文化对话方式是否对弱势文化产生伤害？而且，当对《花木兰》美国式的解读再返还到中国时，其隐含的价值取向、生活准则等以全面渗透的方式几乎重构了本土式的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当下全球化及其语境中的传媒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因此，一个平等的、开放的文化空间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良性发展的前提。
   事实表明，全球化的“一体化”往往是西方化，这种现状因东方经济与文化的相对滞后而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孟繁华等学者看到了这种处境。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为每个人从集体意志中抽离出来提供了可能，个人的重要性得以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因此而又纳入了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于是，认同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又成了困扰我们的挥之不去的矛盾或焦虑。因此，对于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国学者来说，我们仍是全球化话语的“局外人”。[1]（P206）
   在身份问题、亚民族和超民族问题、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等诸多焦虑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得到倡扬，如对批评本土化和汉语化的推崇。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提法潜藏着民族自卑心理。这种自卑以及由此而来的片面自尊往往会使得汉语批评走向狭隘、封闭的民族主义。张颐武则认为，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全球化一方面成了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因而简单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2]（P68）鉴于此，王宁希望我们应具备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胸襟，即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人为对立。[3]（P153）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张著以为，摒弃外来文化是鸵鸟伎俩，但中国的自身特色和自我立场亦即“中华性”显然是基本出发点。“现代性中包含着西方性，它以一种貌似公允的世界性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对于非西方的广大民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眼光和描述。强调中华性，就是强调具有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凝聚力”。[4]（P132）张著进而指出，中华性命题替代现代性命题的合法化须从两个方面寻求思想资源。其中之一即借鉴西方后现代的批评话语，以形成一种批判立场和开放话语，从而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华性是一种不凝定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想，即中华性是要表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的独特地位，有着中国自身的特色；可以是一种非现代性的诉求，它可以采用实用化的态度，将中西不同理论系统的东西组装为一个拼盘；它不是西方的现代性，是灌注着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中华性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本质性概念，它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相比较时体现出的特色。
   由此可见，中华性被赋予了两大“超越”功能——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在这种语境中，中国文论必须反求诸己，又一次回到传统来重构自身。当然，面对现代文艺现实时，传统批评视角已变得陌生。但就是这种陌生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文论批评建设中，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涉及到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代文艺文化根基的缺乏，需要对传统文论予以重建。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本质上缺乏独创性，来自于西方文学模式的借鉴和模拟。然而殊不知，西方文学创作模式是其文化传统的承传与积淀。它与中国文化的成功对接非一日之功。所以我们往往拿来了形式，而其底蕴留在了西方，这样导致了现代文学的浅俗。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的成功则表明，文学的现代拓变离不开民族传统的根。从知识转型层面来看，现代知识系统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这也成为了思考人与自然的一种方式。但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不但没被否认，反而得到了推崇。在价值转轨层面，人在急遽转轨之时总有失重感，这种失重感要求我们不时回视过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价值平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论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参与创造的工具。虽然现代文学重心走向小说，但传统诗学并非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古典诗学品味诗歌时多个层面的融合与整体观照，与西方文论观其一点的研究方式绝然不同，这对于现代文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我们真正唤醒了传统文论，从适用性能、话语格局和目标体系等方面超越曾经所借鉴的西方文论就不再是梦想。然而唤醒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这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可能重复。所以，张著要思考的是传统如何得以真正走进现代语境。
   在《差异和冲突语境中中国学者的应对》等章节里，张反思了近百年来的学者们在中西撞击所形成的现代语境中的应对策略。正是他们的筚路蓝缕，为中国文论的重建打开了一线血脉。如梁启超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需求中找到西方理论，与之结合，来梳理、解决中国问题。朱光潜则把西方文论的基本理念同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经验相结合，寻求两种美学观念的互参互渗。而李泽厚则将西方理论纳入自己的视野，注重对之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历史的选择使得这些大师的视野转向了西方，但他们在中西文论对接中，将传统根基的坚守与文论现代追求几融为一体，这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給予了重要启迪。当代诸多学者往往居于此来反思文论现代历程，并以之为追求的目标。当代学界，面对日渐西化的理论潮流，张著认为，现代文论对于西方资源的是必要的，然而丢弃了传统，则与站在殖民主义立场对于异邦文化的阉割有着殊途同归的功效。所以郑敏认为五四割裂了传统，使得现代文学缺乏深厚的土壤滋养。因此，当代诸多学者的视野重心又回到了传统。为此，张著剖析了曹顺庆、王一川、余虹等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追求。余虹从中西文论差异的根源入手，对之进行了甄别，从而强调了中国学派或中国立场的合理性。曹顺庆主张重新整理传统资料，发掘其具有现实作用的部分。王一川则提出了汉语形象诗学，汉语形象诸方面的探讨是建构中国诗学的基础。这些学者的努力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的可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当然，张著并未止于总结学界理论实绩，它渴望从另一领域寻找突破：方法论的现代性构建。文论研究方法的建设虽至关重要，但问题重重，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几乎找不到合乎自己的方法。当今主要依据西方现代学科方法，注重分析，认知和科学性，但在与中国文论这一对象的结合时，其弊端往往被放大，且终难在根本上相契合。传统注重灵悟与体验的方式又走向另一极端，且也难适应现实实际。唯一的途径在于融合与超越。东西治学方式虽然相去甚远，但并非不能兼容。张著在剖析古今﹝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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