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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文论话语的两难处境与重建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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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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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之处，以其小理论的特殊视角解读挖掘出正史（大历史、大理论）掩盖下的话语压抑，重新审视消费社会中经济再生产与文化表征的互动，重视艺术生产和消费的文化错位和严重的表征危机。” [5](P51）
当然，强调与中心话语的疏离和挑战，坚持对中心权威的颠覆性审视，并不等于承诺以某一边缘为新的中心，而是尊重若干边缘的多元共生。这正是边缘话语存在的意义——在与中心的对话与挑战中促使世界的多样发展。在平等对话中，张著强调，批判性和挑战性是边缘文化的基本立场。当代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挑战，消解了文化阶层，转换了思想资源，抹平了地域、民族的差异，促成了体制化构成的新模式，增进了主流与边缘的融合、转换与生成。著者指出，无论是边缘文化还是文化边缘，现实的语境是，中国已被边缘化。其中虽不乏西方文化的煎逼，也有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在自我选择中日渐边缘化。这对于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其间的价值失落是巨大的。当然正如王岳川所言，“西方文化先于第三世界文化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明天。文化史已表明，文明的衰落对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领先的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补。未来世界不可能是西方一元文化，相反只能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整合的多元并存”。[5]（P53）
但边缘化并非“失语化”。有学者统计，当前，互联网中90%以上是英文信息。这是否意味着，中文、中国文化、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集体失语。有人禁不住追问——此时的中文、中国文化如何体现自己的在场性姿态，如何才能获得跨文化对话的资质和文化身份？
这也是我们提倡文学边缘批评的基本现实情境。这一批评立场的自觉与坚守，是百年历史语境中自我认知与反思的结果，它撕破了民族现代性诉求中自卑和自负的面纱，以一种平静淡然的心态直面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积极寻求突破和超越。王岳川认为，要努力避开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学派所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发展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日益民族性和现代性。要淡化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峙，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只有破除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才会有真正的边缘话语，才能有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新世界新文化。[5](P51）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真正立足于边缘立场，将对话与挑战落到实处，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路径与话语体系？这方面，张著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思路。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对话的前提，是挑战的基础。当然，并非任何问题皆可入问。必须明确问题的意义性和真伪性，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才能够使我们在发问与应答中推进学术研究。另外，也要注意问题的创生价值。当艾耶尔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4]（P257）时，我们会意识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的发现是何等关键。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而言，这种问题意识尤显重要和紧迫。
其次，注意学科间的对话。在当下语境中，虽然泛文化诗学对话备受关注，但相关学科与文艺学科间的对话与互补鲜有述及。张著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在他看来，现代高科技使得文艺方法与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迁。文艺学在近代以来出现了几次转向，这些转向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全面变革。“文学研究的这种进展，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引入相关的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属于边缘学科的知识体系，改造原有的已经显得陈旧的知识体系，达成知识创新的效果。”[4]（P78）经过考证梳整，张著认为，边缘学科除了方法论带来了文艺学科的新变外，其功能上的转换与变化特别重要，它关涉到文艺学学科的目标重建、关系重组、品味重塑和境界重构。在这些层面的对话与交融中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促使我们将对话引向宽广和深入。
第三，不同文论话语间的对等沟通。诸种文论话语间的问题追寻与叩问是不断更新文论话语的契机。其实，沟通本身的设定就是一个问题，这来自中西文化的不同地位。“如果这样的文化处于对等的、平等的交流中，那么就自然可以形成对话局面；可是，如果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对等的，其中一个方面具有话语的强势地位，它基本上是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及其成果，对于对方只是按照自己原先理解的状貌加以理解，甚至使得对方也按照这种理解模式展示自己，就有必要拟设对话机制，使得至少在研究领域可以形成一种实验条件下的对话。”[4]（P246）
为此，张著分析了文学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的对话、文学文本与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文学创作与理论阐释的对话、文学话语权威机制与社会效果的对话等多种可能性。当然，如前所述，张著没有回避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对话的现代意义，这是我们可以栖居的根系。传统文论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在与现代文论的对话比较中，恰好更为清晰地承担了拉康笔下的镜子功能，使之可以在对话比较中印证自身，相互生成，从而融构新的文论话语。
总之，张著从中西、古今文论的比较视野出发，深入考辨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冲突中的重建开辟了一个创新性思考的学术平台。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J].钟山,2000,﹙2﹚.
[2]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J].文艺争鸣,1999,﹙4﹚.
[3]转引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J].文学评论,1999,﹙4﹚.
[4]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赵宪章.文体与形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铁惠.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4,﹙5﹚.c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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