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之思：话语格局与现代媒介

   前已述及，中华性的建构意味着一种大视野，一种根植于本土的融通中西的努力。当代诸多学术实践为之孜孜不倦，然而，真正实现了这一理想的文论批评话语并未形成。思想与思想间、理论和对象间的种种间离都在表明，理论建构复杂而艰深，且理论的可行性并非等同实践的可行性。故，张著以为，当代文论的话语格局是，“我们面对的传统的中国文论和外来的西方文论，两者都有丰富的思想，但是，传统的中国文论不是言说现实的文艺问题，西方文论则没有对于本土状况的针对性，结果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文论话语”。[4]（P194）
这种话语困境未必不好，它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深度追思的方向。那么是否中国传统过于自闭而缺乏兼容能力？显然不是，张著表明，佛教的中国化即明证。佛教被完美的整合到汉文化中，同时也修补了汉文化，从而形成了新的传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迪。在文论重组时，我们对异质文化的兼容不仅可以在求同中寻找融构理路，更重要的是在差异中修补，从而不断生成、完善。事实上学界也是沿着这两种方向行进。
   在张著看来，西方文论的文学媒介理论对我国文论的有着重要的修整功用。它将真正促进当代文论话语格局的重构。张著认为，“20世纪的语言中心论给整个人文学科带来了震动，使得一些人文现象需要重新解释，或者需要新的方法和思考角度；同样，20世纪发端的图像技术造成的视觉文化，也给社会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影响也许需要不只一代人的仔细品味”。[4]（P198）
   传统以来，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停留于工具论层面，如《周易》的“立象尽意”、孔子的“予欲无言”和老庄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等等。这导致了轻言尚意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语言的终极意义在于传达所要表述的意思，而其本身无关紧要。由此，语言的本体地位被掩蔽，工具性得到推崇。虽然西方直到近代末年才在言意关系中对语言的表意功能进行怀疑，但正是这种怀疑使得他们很快告别了语言工具论而走向了语言本体论之旅，从而开创了语言学转向的新时代。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的方式即人生的方式，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正如张著所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且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窗口。应该承认，语言本体论重构了西方文论的话语格局，使得语言从文论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从文学载体走向本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才真正成为了语言的艺术。马拉美的“纯诗”论、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直到德理达的“能指的游戏”等，均是这种理念下的产物。
    受西方影响，黄子平的《得意莫忘言》等开创了我国当代语言本体之思的先河，并很快形成主流话语。特别是“汉语批评”的提出，使得我们对于文学语言的认知进一步走向独立和成熟。但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汉语批评，如何构建汉语批评的话语格局？这是张著思考的重点之一。
   受语言学研究的总体影响，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又一转向是关于“怎么说”的思考，即对于文体与形式的关注。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从亚理斯多德、柏拉图开始，就形成了文体与形式研究的传统。但将之作为文学本体予以审视并构成规模化研究阵势则始于20世纪。作家王蒙认为，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理论家赵宪章则说，正是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形式理论，才从文学本体的意义上确立了文艺学的学科地位。他进而指出，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跳过形式直奔主题，文学被简化为思想的载体或历史的文献，这显然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对待文学的方式，不是文学研究的本色。[5]（P9）为改变这种现状，当代学者开始比较认真地梳理我国传统文体思想，并译介了大量西方文体与形式理论方面的著作，以期优化我国文论意识及其话语格局。这也是张著谋求的一大宗旨。
   随着电影、电视、电脑等现代传媒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的文论建设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一场深刻的嬗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图像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数字化生存语境，更大程度上割裂了传统，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模式和表达空间。虽然古代也有图像文化，但当代的图像文化显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为此，丹尼尔·贝尔认为一种新的文化即视觉文化已经到来。而麦克卢汉则坚信这意味着人类文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本雅明等意识到，影视等现代媒介宣告了技术时代的到来。技术时代的机械复制艺术消解了传统艺术的神秘光圈，终结了古典艺术。文学在本质上是渲染、传播人文精神的，而技术理性则强调逻辑、秩序和物性伦理，致使技术理性日益挤逼、代替文学审美，扭曲、抽换乃至废弃人文精神，最终削弱人格主体，丧失道义立场，放逐精神家园。[6](P184）现代媒介艺术也使得消费文化替代了审美文化。消费时代的快餐文化及其功利性使得较为纯净的精神性审美荡然无存。数字化的视像文化正在改写书写印刷文学的审美成规，纯粹诗意的精神之美被身体叙事和欲望审美所取代。读图文化的视觉美感带来的不是思想反思与理性批判，而是世俗化生活吁求的消费与生产，乃至将网络写作本身认同为文学的意义。[6](P184）与此同时，现代媒介艺术以大众化、游戏性消解着精英文学。网络的兴起消解了印刷时代文学的精英性质。虽然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学真正回归于民间，但网络写作的自由化和道德准则的不同缺席又使得这一回归充满了复杂性甚或苦涩的意味。
   由此我们发现，图像时代的文艺正滑向一个遥远的未知方向，这种趋向与我们的正统观念渐行渐远。正因这样，中西文论都面临着自我的迷失和阐释的困惑。张著指出，“当语言成为人们切入文艺理论的重要方面的同时，对图像的分析实际上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文论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的重要课题”。[4]（P200）
   现在，东西文论站在了同一历史平台上，共同面对着这个动荡的世界。当此之时，如何重构文论话语并引领当下文艺路向便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张著富有创建性地认为，面对现代媒介艺术下的话语重构，西方文论反而失去了优势。现代媒介艺术是技术理性时代的产物，然而技术理性恰恰无法统摄其时代艺术。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分割了世界，却无法将之粘合在一起。同时，技术理性对艺术也是一种“物性”之思，它排拒了诗性之思，最终使得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四维失去了中心，成为分离的碎片。所以，张著力图在中国传统中寻获资源，进行现代对接与转换，以粘合分离的世界。“如果说，西方文论采用的理性方式在当代图像文化面前难以施展，那么中国传统文论的悟的方式也许并不受到什么限制”。[4]（P227）
    在对当代文论话语的本体构建中，张著倡导以传统文论之“气”来实现现代转换，并期待以此来言说和粘合现代媒介艺术。“气”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极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所隐含的“天地一气尔”、“天人合一”等思想表达了认识上、实践上主客交融的思想。“气”所追求的是艺术的传神而非象形，传神的本质在于作品所表达的精神与感受作品者的精神达到契合的强度，是作品与人、人与作品之间的一种对话沟通。
   现代以来，文学研究媒介化的三大转向都构筑在西方文论的科学思维方式及其话语理念之上，这种话语的技术性追求使得人与艺术日渐疏离和陌生。如电脑写作，这种写作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技术性操作行为，缺乏写作的人性亲和力。因此，张著认为，如果从“气”的话语范畴来看待媒介艺术，许多问题当迎刃而解。“且不说气的思想能够给予电脑写作一种人性化的描述和支撑，更重要的在于，当包括电脑写作在内的当代文化已经颠覆了写作的神圣光芒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给予写作神圣价值魅力的凭借，这种依托是保证写作活动维持严肃、认真的态度，阅读活动也具有深入积极思考的基本理念的本体论依据。”[4]（P223）
   不独如此，以“气”为根基还能建立一整套圆融完备的文论话语体系。首先，气生万物，它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元素，是万物的根源，具有终极意义，能成为概念与体系推进演变的逻辑基点。其次，气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交接点，能够将批评者、批评、对象、世界等方面关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一的体系。再是气能贯穿中国整个美学思想体系，并能将之构成行之有效的批评话语理论。如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本质论﹚；文以气为主﹙创作论﹚；气韵生动﹙批评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学发展论﹚等等。最后，气是动态生成的，变动不居的，这也意味着这种话语体系走向现代的可能性。

                                             建设立场：中心观念与边缘思维

    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必然会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尴尬，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趋向使得中国及中国传统日渐边缘化。全球化潜藏着文化霸权主义一体化的危机。文化一体化事实上是西方中心化。
当然，现代社会总是复杂、矛盾而又悖论重重。文化霸权主义也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解构”，如解构主义对中心的解构、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反思、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对话、新历史主义对本文中心主义和旧历史决定论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的宗旨即在于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在平等对话中寻求文化的多元共生共存。
   在反中心主义的多元取向中，边缘话语日显重要。在王岳川看来，边缘立场是多元化格局和个体性话语的理论批评策略。如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边缘话语，“以向中心话语挑战的姿态，挺进文本中意识形态话语矛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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