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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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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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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另外，我们还看到，文艺理论以某些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不包罗一切。马克思谈到哲学时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3］文艺理论家也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艺术世界，所以，文艺理论往往是从某种角度、某种眼光出发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例如，人本主义文论，站在人道主义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科学主义文论，站在实证主义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它们依据的角度、眼光不同。可见，视角、眼光有多种多样，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就有多种多样，并不存在单一和统一的解释。由此，文艺理论的局限性和危机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顾此而失彼”。
第三，从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没有永恒的形态、原理、观念、术语。
乔纳森·卡勒曾对“文艺理论是什么”做出了深入探讨，并从四方面对其进行界定，其中一条是:“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4］即文艺理论是一种常常质疑艺术活动常识的话语实践。一方面，它要对艺术实践中形成共性、共识的东西进行反思、质疑，进行概括总结，实现所谓的理论化；另一方面，一旦某种理论化的成功成为一种理论常识时，似乎对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对艺术家、作家的个性形成某种“威胁”，这时候它就成了质疑对象。同时，面对新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理论家又会展开新的反思和质疑，包括对以前理论本身的反思和质疑，从而探索新的理论话语。［5］如此循环往复。文艺理论这种质疑的性质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6］文艺理论就是在这种不断质疑、否定中更替、发展的。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也即危机时刻伴随着文艺理论。它不成熟时，遭受质疑，充满了危机；成熟了就意味着开始趋于衰老了，又要受质疑，又会出现危机。
第四，从文艺理论的自性上看，它所蕴含的主观成分，使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现象根本无法避免。
从表面上看，文艺理论与科学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因而主要是由事实陈述性话语构成。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科学知识的事实陈述性话语，体现的是知识的客观性、可实证性，而文艺理论的事实陈述话语相对却具有较浓的主观成分。一方面，文论事实陈述话语不仅建立在文论家“前理解”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受到个人的主观要素包括心理要素的影响，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文论家们看、思的方式；另一方面，文论家对艺术事实的描述极具目的性和主观选择性，他们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中选择的相当一部分是那些符合其理论内涵的实践经验和艺术现象；再者，从整体上看，任何文论都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其本身就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具有多义性和主观倾向性，它既是媒介，又是实体，既传达意义，又创造意义。因此，文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还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创造客体本身。由此可见，尽管人们一直在强调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但由于上述原因，其主观成分根本无法避免，只是多少而已。这就使文艺理论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甚至出现“空对空”无法实证的现象。其危机就在这样的自性中产生了。
鉴于上面的分析，文艺学的危机既然是正常现象，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努力寻找文艺学与文艺创作实践、时下文艺学与要建构的文艺学之间的距离，同时以扎实的成果来填补这些差距。
“求新”之癖及其反思
“求新”之癖主要表现在学术上以追求新奇为荣。
人们追求新事物、新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建构的当代文艺学，较之过去的文艺学，也体现在“新”字上。求新是正确的，但一味地求新，或为赶时髦而求新，或重新轻旧，或用新来衡量一切等，以致形成“求新”之癖，这就走向反面，它已成了我们建设文艺学学科的一大障碍。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一直在追逐时尚的理论，一些学者以“弄潮儿”自居，一些学术刊物只发表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一些有影响的转载刊物也重在转载这些论文；一个个学术会议讨论的都是时髦的话题，一个个学术报告报告的都是时髦的内容；若一些学者研究老问题，便被视为“落伍”，甚至遭到耻笑；这些学者在拿出成果发表时，心里总是发怵，提起这些成果也羞于开口；一些学者为了与时髦俱进，不得不放弃多年钻研并培育出成果的老课题，而跻身于求新的道路上。一时间，前沿的东西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了等号，似乎只有前沿的东西才是文艺学的全部。
显然，这是一种误区。文艺学不是时髦学。文艺学虽然面向未来，但未来并未成为现实，它概括的主要是从古到今的审美经验、审美规律。从份量上看，过去的东西占大头。可是我们却轻视重要的部分，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说，过去的东西已被研究来研究去难出新意。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已研究透彻。黑格尔说，真理永远是个过程。那么，这些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极致，永远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典型问题、悲剧问题，在西方研究了2000多年，意境问题、风格问题在中国研究了1000多年，还没有穷尽，还没达到完善的境地，就是最好的佐证，何况其它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包括基本理论、基本范畴，似乎已经说清了，但那是彼一时的描述。文学艺术在发展，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在变化，视野在扩展，只要潜下心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理论和范畴的不足。俗话说，老树开新花，老问题同样能出新意。这些新意对文艺学的建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的方面看，许多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只是刚刚开个头，比如中国、印度、西欧三个文论源头的比较研究，中外文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以及文艺心理学、文艺价值学、文艺接受学、当代叙事学、文艺形态学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只初具规模，有的基本上还处于荒漠状态，我们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7］可见，当代文艺学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我们既需要研究前沿的东西，也需要研究非前沿的东西，如果仅仅以赶超前者为荣，那么就失去了文艺学的半壁江山，更难创造出什么文艺理论体系出来。
“呼吁”之癖及其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热、文学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热，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再到2000年以来的跨文化研究、新理性主义、审美日常化等等，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在这些浪潮中，产生了日趋严重的现象：站在城头大声呐喊、呼吁的人有余，而坐下来潜心研究的人不足，结果是彼问题还未深入研究、取得成果，就被此问题否定或替代。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倡导“接轨说”，主张研究并合理吸取20世纪西方文论，然而刚刚起步，便有人提出“失语症”问题，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由“外域”研究转向“本土”研究。显著的成果还没出来，便被一些人指责为民族主义情绪和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的体现，呼吁在接受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又如2000年刚过，许多人倡导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一时文艺学界“言必跨文化”，还没有等研究出多少成果来，便又有许多人呼吁，跨文化研究使文学的界限消失了，必须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等回到了文学的本体研究，肯定还有人呼吁，这是封闭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对文学的研究必须是开放式等等。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有一部分呼吁、倡导者的动机不是真心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而是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或为了发表论文。这种为呼吁而呼吁的行为，我们不妨称为“呼吁”之癖。
“呼吁”之癖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几年已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文艺学的浮躁。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要说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以，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必须克服这种“呼吁”情结。同时，更多的呼吁和倡导应该是让大家坐下来静心做学问、搞研究。
参考文献
［1］列宁. 黑格尔《逻辑学》一节摘要.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60
［2］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16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169
［4］乔纳森·卡勒. 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6
［5］刘进. 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 文艺理论研究，2005(3)
［7］季羡林. 东方文论选·序.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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