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还有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颇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据说这种转向在西方社会早已发生，其原因主要在于，由于电信传媒的高度发达，当今的文化形态由印刷文化为主转向以图像文化为主，纯粹审美的文学艺术为即时性消费文化所取代，此外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等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这就使建立在审美现代性基础上的语言论诗学及文学研究难乎为继，由此形成向文化研究的转向。而我国近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也同样在发生此类变化：传统文学形态已向着大众消费文化转型，从而与各种文化形态相交织、相融合；“文学性”也已泛化和渗透到各种学科与文化形态之中，艺术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如今也已是既成事实。那么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也就不可能再保持其原有的封闭性与独立自足性，它必将随之发生扩张、越界与转向，即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疆界，转向与文化研究的交织融合。当然，对于这样一种转向，理论批评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在给文学批评带来崭新天地的同时也存在若干不足，其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充当所有文学的有效阐释手段，如果生搬硬套就会造成不具创新性的误读，造成“过度阐释”。此外，文化诗学有时也会掩盖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发现，文学之为文学必然有自身不可取代的独特性，文化批评虽然会重新发现一些过去被忽视了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但并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性。由此，“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无法成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方向，更无法取代狭义的文学批评，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不拘一格的开放的理论研究框架，强调理论原创性，以促成新的批评或美学范畴的生成⑩。
　　
　　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当今的“文化研究”大致有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完全脱离文学的文化研究，它面向整个大众文化，并且与当代传媒关系密切，把消费文化、大众传播媒介等都囊括进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被吞并或湮没。另一种则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它使传统文学研究的疆界逐渐扩大，使之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它容纳了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区域研究、传媒研究等等，即试图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随着这种转向，不仅原来文学研究的对象被转移并泛化，而且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进一步消解，不过对于文艺所关联着的文化特性与功能，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文化维度，却由此而凸显了出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文论与批评走向更为开放多元的发展。
　　
　　　　四
　　
　　如果说上述考察主要偏重在文艺理论观念方面，那么此外也许还有必要单独考察一下当代文学批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化都是一种新的潮流和趋势，在这种变革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特性也许更为突出。
　　从西方文学批评的演变来看，后现代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对此前整个形式主义批评传统的解构（就像形式主义批评对它以前的各种批评传统的颠覆一样），它所解构的主要是“语言中心论”的文学文本观。对文学作品文本及意义的认识转变，导致文学批评观念的根本转变。后结构主义不再将文本看成一个具有中心意义的封闭结构，而看成一种具有无限多样性和多重意义的符号游戏，因此文学批评的任务就不再是重建文本结构，而恰恰是强调对文本结构及中心意义的颠覆与拆解，强调多元性、扩散性以及解释的多义性，这样就逐渐导向重视阅读阐释。解构主义的基本批评观念就是：任何文本都是不确定的，一切文学文本都表现出一种自我分解的性质，因此，文学文本研究必然依赖于阅读行为，而且一切阅读都可能是“误读”，即都是一个破坏原有文本、产生附加文本的过程。由此便走向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批评阐释的权力和自由。这显然并不限于对文本中心与意义中心的解构，同时也是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固有批评模式与方法的解构，从而导向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所主张的修辞性阅读与阐释的批评。正如有学者所说：“解构主义，由于认为文本无定解，从根本上不崇尚任何批评模式，而认为文本不可能穷解，阅读阐释受文本间（intertexurality）的影响，因此也是无定论的。这种对阅读的新的认识很难被习惯于寻求答案、评价、解码的评论家们所接受。解构主义告别文本为主的评论时代，而是从文本中解放出来，站在更高的制高点，重新审视语言与文化、人、文学问的关系。”⑾此外，再深入一步看，它甚至还是对批评价值标准的解构，正如戴维·哈维所说：“各种价值和信念中的这种历史连续性的丧失，加上把艺术作品变成突出不连续性和讽喻的一种文本，向美学和批评性的判断提出了各种问题。后现代主义拒绝（并积极地‘解构’）一切有权威的或在想象上永远不变的审美判断的标准，它对表演的评判只可能根据它如何成为表演之物。”⑿正是这种解构主义批评观念，开辟了走向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批评前景。
　　与西方文学批评的上述演变不同，我国当代文艺批评首先要解构的对象，不是形式主义批评，而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它所追求的也并非某种向度的阅读阐释权力与自由，而是全方位的开放式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可以说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文艺批评的僵化局面，形成文艺批评方法多元化探索的格局。当然在这个阶段还谈不上什么后现代性解构，而主要是一种压抑束缚太久要求解放与自由的冲动。不过到了90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文艺批评界对世界风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解构主义及其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批评观念，也被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策略，用来进一步解构传统的文艺批评观念与方法。当时有一批新派批评家极力提倡和实践相对主义批评或“第三种批评”，反对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进行价值评判。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主潮已是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标志则是个体主义与相对主义，对于文艺批评来说，适逢其时的当然也应当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批评。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诞生意味着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代替了以阶层为本位的社会，使得人的群体性下降个体性上升，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具体到文化领域则形成个体本位文化。而处于个体文化时代的批评策略，理所当然是相对主义批评——相对主义，也就是个体主义，也可以说是多元主义。⒀这种相对主义批评观，一方面坚决反对传统文艺批评的价值观及其意义追寻方式，不仅否定文艺批评的价值判断本身，甚至否定文艺批评具有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与权力，认为一切公共性的批评立场，以及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判断都将会导致批评霸权；另一方面则极力提倡艺术的民主与平权原则，批评的包容意识与宽容精神，主张站在个体主义立场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推崇个人审美趣味及其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认为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真理，从而将个体化批评立场和相对主义价值观绝对化。这种相对主义批评观可谓充满了悖论，⒁也有学者批评这是“一种反人文精神、反美学的文学批评，其价值取向上的消解性和消极性，严重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⒂。实际上，这种相对主义批评的兴起与风行，也许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鼓吹使然，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批评观念的影响作用，同时也与90年代文艺界所弥漫的后现代主义氛围相适应。相对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导向是消解文艺的社会意义，中止价值判断，这就使得文艺批评必然走向平面化、印象式的现象描述与文本阐释，乃至成为批评游戏的狂欢。尤其是在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背景下，与文艺的市场化与消费性转型相适应，当代文艺批评也更多扮演了广告推销、媒体炒作与娱乐大众的角色，它所显现的价值虚无、评判缺席与理性精神的消解，使其解构性和游戏化的后现代特性更为突出。相对于文艺理论观念的变革，要说当代文艺批评更多解构而缺少建构，应当是一个基本事实。　　
　综上所述，如果将当代文艺理论批评这种变革发展纳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视野中来看，可以说它的每一步推进，都无不交织着解构性与重构性的彼此互动，尽管这种努力未必是完全理性与自觉的。如果将这种变革完全归结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恐怕未必令人信服，但要说其中没有后现代主义观念的重要影响作用，大概也不是事实。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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