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确有一个重建批评的理想和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大力提升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精神维度的问题。正如有的同行所指出的，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必定要通过相互碰撞、摩擦、论争,才会显出其内在的分量和力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丧失了在真正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气质和素养,丧失了争论的勇气,反驳的激情,否定的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仇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有的同行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家退位,学问家突显”的时代,满足于考证、技巧的圆熟,满足于操作程序的流畅和制作的精致，再加上商业利益、体制化生存方式的需求的驱动,使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学批评界日益沉迷于各种操作与“社会资源交换”的活动,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扭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和产生重要的影响。

　　现在,读者已经厌倦了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媚评、酷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文学精神无缘,批评掺杂了太多的功利目的,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会污染文学的清白形象,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批评家的私心所致。健康有力的文学批评就要祛除这种私心的干扰,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直接面对作品,斩断作品与它后面的种种非文学因素的联系,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理直气壮、明辨是非,才能无羁绊地深入到作品的内部,探究它的奥秘和深在的文学价值。鲁迅先生曾经很痛心地说过,文学上的“捧”和“骂”都是别有用心的,扼杀了多少文学人才,至少也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多走了不少弯路。在这方面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关系。当果戈里创作出《死魂灵》时,别林斯基大为称赞,甚至被别人指责为有吹捧之嫌；然而，当果戈里写出对沙皇大唱赞美诗的浅薄之作时,别林斯基“不顾”与作者多年的深交厚谊,发出了《致果戈里君的一封公开信》,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甚至不惜与之决裂。这种公正公道的批评至今仍是文坛佳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的文论何尝不也如此呢?这样的批评才能经得起历史与读者的考验,才会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当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面临着创新的难题。我认为，创新的核心是找到特定时代的审美元素和风格精神，找到与时代审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精神上的创新。作为当代文学潜在的“导航者”和“守夜人”，文学批评重任在肩。创新是前进的车轮，让新的思想之光冲破陈旧、乏味、平庸，让我们共同开创文学批评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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