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一算，来作协工作已经近十年。拉拉杂杂写了几篇不成样子的批评文字，不知不觉却被朋友归到搞文学批评的堆里了。文学本应是最多情浪漫、最楚楚动人、最撼动心魄的美丽少女。她可以让人朝思暮想，神魂颠倒，洋象百出，寻死觅活，而她自己却始终歪着头，闪烁着迷人的笑容。当下景况并不是这样。文学不知被哪个不良少年勾引又抛弃，俨然成了年轻俊俏的小寡妇，落得要么枯守空房，要么跑到大街上打情骂俏。面对这样的文学，搞批评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昨天朋友们还开玩笑，说你搞什么不好，非搞文学批评？我笑笑不置可否。

　　口上不说，心里倒也掂量过：如今的选择更多是一种无奈。未庄的阿Q不替大家舂米，难道让他去尼姑庵里抢或进城去偷吗？当然，还有一种不甘与期待：明天，那个走丢的美丽女孩或许会回来的吧？！

　　说起文学批评，我比较认同一种观点，即它是一种创作。法国20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法朗士说过:“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法朗士《生活文学》第一卷序言，引自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67页）很多人无法接受法朗士这句话，他们觉得法朗士取消了批评的理性标准，把批评搞成了个人任意发泄自己情感好恶的玩闹。理性当然十分重要。1930年代，鲁迅与梁实秋争论得不可开交。其中，梁实秋有一句话把鲁迅惹得火冒三丈，他说鲁迅等五四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其主张都是儿童的意气用事，也就是说缺乏理性。“浪漫的天才即是儿童的天真烂漫，同为不负责的自然发生。”（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刊于北京《晨报副镌》1926年3月25、27、29、31日。）鲁迅冲冠而怒，立即搬用近乎“恶毒”的修辞把梁实秋骂了个狗血喷头。其实梁实秋是个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一些观点今天读来发人深省；可是，鲁迅泼在他头上的“脏水”到现在也洗不掉。说到底，都因为理性太重要了，哪个作家、批评家也不敢怠慢。鲁迅自然也不愿落个长不大的儿童之恶誉。那么，法朗士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客观地说，法朗士的话有些偏激，如果要强调批评的准则，法朗士的话自然很容易成为靶心。但如果能够尊重事实，仔细揣摩一下法朗士的话就会发现，他并非要让自己的主观好恶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即使在这句看似偏激的话语中，法朗士也明确表示自己在谈莎士比亚、拉辛，而不是巴尔扎克、雨果，起码的理性是并没有错失的。我认为，法朗士这个貌似偏激的文学判断是对寻章摘句派、泥古教条派一个明确的否定，是对文学批评的独创性之天才揭示。确实，文学批评应该和文学写作一样，也是一种创作。也需要写作者拥有饱满的思想激情与丰赡的艺术想象，拥有抵达生命幽微之地的勇气与演绎心灵颤栗轨迹的智慧。如果一个批评家变成了现成的条条框框的输出机器，丝毫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搜罗的教条再多，也是可悲的。所以，法朗士还说过:“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述。” （法朗士《生活文学》第一卷序言）

　　其二，文学批评应该尽量揭示人性的丰富内涵。文学是人学。人是现代文化的一大发现，人性是现代文学极力开掘而开掘不尽的最重要的一个母题。人从哪里来？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理解。宗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圣经·创世纪》）无神论者则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其性选择》这本书中，指出人类和现代的类人猿出自共同的祖先，并进一步推测：“非洲有可能是和大猩猩、黑猩猩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类人猿生活过的地方……由于它们是目前最接近于人类祖先的动物，所以我们的远古祖先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要大于其他各洲。” 宗教认为，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偷吃知识树上的果实而犯罪并因此被逐出伊甸园。“耶和华神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圣经·创世纪》）无神论者认为，人来自动物界，是自然变异的结果。达尔文指出，单细胞生物逐渐进化到多细胞生物，生物又从低级到高级，依此从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虫类、到哺乳类、到猿猴类，最后进化到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生物体不断发生变异（或者突变），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具有优势的突变体，就被自然界选择出来，经过漫长的岁月，反复的突变、选择，终于产生了人。宗教家与无神论者大概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争吵，至今谁也不能说服谁。也许说服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争吵中，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人性的丰富启示。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究竟要向何处去？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自由还是要面包，存仁爱还是取情欲？在人生的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场景中，批评家一定要努力探寻与捕捉人性的丰富可能性，并努力洞透人性丰富图景背后的种种奥秘。批评家最不应该有什么顾虑，他应该有最敏感的神经，最丰富的想象，最坚韧的意志，有不可遏止的神游万仞、思通八荒的热情。批评家应该能够尽可能多地打开人生的门，带领读者领略人生的丰富与奇妙。

　　其三，批评应该建设文化的厅堂。自1840年代以降，中华民族历经着千年一遇的重大变局，中国文化进行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这个过程至今也没有完成。转型期特有的芜杂面相让人们眼花缭乱，一些悲观的人甚至常常发出绝望的声调，好象中国文化的顽疾再也没有治好的那一天了。其实悲观于事无补，倒不如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去做事。愚公的故事很久没人讲了，好象一说愚公就掉到“左倾盲动”的泥淖里了。其实并不一定。愚公的精神，如果是用来踏踏实实做文化重建，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承认现在的文化状况不容乐观，我也不轻言成功，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为当代文化芜杂的面相所吓倒，我们需要一点一滴去做。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展开激烈论争，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其实，两个人强调的方面缺一不可。不过，当现代方案基本确立之后，最难做也必须做的就是抛开急进的幻想，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个一个的小问题。随着小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文化才会慢慢呈现出好的气象。现在的文学创作里，生活表象的重复太多，而富有建设性的文化探索十分缺乏。作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多多增强自己的文化素养，使自己的批评包含更多的文化智慧，让人获得更多的文化启迪。

　　其四，批评还应该是光明的证词。前一段世上流行午后诗学，说是午后的太阳慢慢西沉，光明正在离我们而去，人们应该在太阳的余晖里放纵狂欢或者消磨时间。这种流行诗学不知怎么契合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便把它雪球一样滚动起来。最后，人们从这种越滚越大的午后雪球又反证出今天的人们真的走在了午后的阳光里。于是放纵的更加放纵，没有放纵的也感觉自己落了伍。真相是什么？还有没有真相？批评家应该拿出自己的证词。有关“光”的话题与人类一样古老。宗教认为，神创造天地之后创造人类之前创造了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圣经·创世纪》）无神论者认为，地球上所看到的光是恒星太阳燃烧发出的火焰。光合作用是生物界最基本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对人的生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从神学意义上还是从生物学意义上，光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元素。不过，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上帝是永恒的，他所创造的光自然也是永恒的。信徒们自然可以安心生活在神的荣耀里。但对于无神论者，太阳燃烧的时间再长也有熄灭的时候。太阳寿限的存在规定了无神论者的光是暂时的，无神论者行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一条路的意义在哪里？失去了永恒，人如何判断善恶？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如何获得灵魂的安宁？除了这两种人生解读范式，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批评家不应该也不能怯于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下，人们像老虎一样敏锐地捕食，像兔子一样迅捷地逃避危险。人们开始习惯面对弱者的呻吟与哭泣，安然拾取强者的唾物。人们似乎活得越来越清楚明白，人生、世界乃至宇宙的所有机密似乎都已如探囊取物一样唾手可得。而实际上，人们已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装到一个狭小的物质圈套之中。也可以说，人们不知不觉中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在这样的时候，批评家更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勇敢地做一个光明的证人。他应该竭其所能搜寻光明的证据，让人们重新感受到光明，感受到温暖，让人们重新生活在安宁与幸福之中。这样做会很难，但不应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