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循环论叙事的隐喻，随即在先锋小说家有关民国秘史与坊间奇情的操练中，得到了最为绚烂的落实。然而，其解构革命宏大叙事的目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却因1990年代后市场化的推广以及消费主义理念的盛行而得到缓解。所有对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探求，除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外，已不再构成对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威胁反而成为告别革命的历史依据。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依旧把自身所来有自的根本归结到遥远的革命，但革命自身却已成为虚化的背景，有关领导权，也倾向于被当作既成事实，而即使需要合法化的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则远比历史意义日渐暧昧的革命斗争更有说服力。所以，对革命叙事的解构不再被看作对政权合法性的否定，革命已经是老一辈的是非，既不足以说明也不足以颠覆自身，所希望的倒是理想性的完全消解，全国上下高唱太平盛世的赞歌。

另一方面，革命叙事的被解构与知识分子激进政见的退场互为因果，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面对曾鼓吹的市场化过程涌现的始料不及的社会矛盾，他们对当初的激进政见也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为解构革命线性叙事的努力所支持，原来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非但不是革命所专有，而且非革命的形式却似乎更能节约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解构革命的叙事已经褪下激进的外衣而与意识形态实现了合谋，而革命叙事与解构叙事共享的结构化策略，已被主张多元共存的后革命叙事倾向所取代。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并非社会杜绝了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而是整个掌握着话语权力的叙事在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物质手段之前，却已经率先把革命历史及其叙事文本化、资源化和笑谑化了。

四

然而话说回头，小说《你的领章呢》虽在开篇部分采用了戏仿革命的噱头，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是一次重建革命叙事的努力。当然，这里所谓重建，并不是回到证明政权合法性的目的上，也不是回到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上，而是在肯定革命在缔造共和国政权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重申了从革命中获得权力资源的国家政权为人们谋取福祉的宗旨。对于历史线性发展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已无法在整个小说的叙事中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小说所要表明的只是接受现存秩序，并相信其掌控者会向人们的现世幸福提供必要的保障，而纵令有社会失范的现象出现，比如小说中所提到的儿童失学，贫富悬殊以及权势者通过拿革命叙事开刷而追求淫逸生活的例子，像以往的革命叙事一样，将所有光明意象集结一身的领导总能够代表国家权力明察秋毫：

领导背过身去，看着桃园正在拆除的茅屋，沉默了一会，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两片鲜红的领章抖落了出来。他赶紧跑过去从地上捡起，轻轻拂去上面的泥土，双手抚摸着领章，眼睛湿润了。他和蔼可亲地走到两个孩子面前，蹲下身，脱下他俩的“红军装”，不管湿不湿，盘腿坐在地上，一针一线认真地缝起来……30

这是桃园老板接纳了那个“不明身份人”的建议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上级的上级突然派来工作组到桃园检查，其中的领导也向两个孩子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当他得到那句通常回答的时候，情节这时就果不出所料地出现逆转。叙述者有意让这个被视作钦差大人的领导看过“桃园正在拆除的茅屋”后，才“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这一方面补充交代了他代表上级管理部门整顿桃园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展示了他代表国家权力处理这类不正当经济活动的力量。他的“看”与“摔”以及两者间的“沉默”，在叙述者的设想里，或许被赋予了诸如激愤和正气之类的内涵，但吊诡的是，我们这些见惯了台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僚行径的眼睛，却很容易把它们与虚伪和欺骗联系在一起。而接下来，这位可爱的领导把有意摔出的领章匆忙地捡起后，又拿出针线（很显然，这些针线要么是他事先准备的，要么是叙述者突然想起的，其用意，则是作为他坚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的证明），在围拢来的助手的注视下，“不管湿不湿，盘腿坐在地上，一阵一线认真地缝了起来”。缝好后，亲自给两个由最初的困惑不解而至满心惊喜的孩子穿上，一左一右拉着他们的手，站到桃花盛开的地方：“咱们照张相吧，照完相你们就可以回去上学了。告诉你们父母和老师，上学的一切费用政府全包了。”

这是否非常感人的一幕？然而这种把长官意志当作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先决条件的叙述策略，却是很容易与反讽的修辞联系起来的。权力不但成为了革命信念及其传统得以延续的起码保障，而且之所以得以正确执行，也全仰仗于富有党性修养的个人对于优良传统的坚守。但在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中，这种坚守却仅仅存留在日渐失去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编码里，化为了某些报纸社论中的空洞词句。即使相信两个辍学儿童因遇到这么一个浑身正气的领导而有了返回教室的希望，但这样的好事却无论如何只是一个特例。而这种把个人与政府等同起来的叙述，对我们这些并非单纯的读者来说，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究竟有多大可能的真实性与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其次则会想到这种对革命叙事的重申，已停留在利用公正的权力为少数受侮辱与受损害者谋求实用的利益，却丧失宣谕社会进化的热情与引领劳苦大众奔向远大前程的自信了。小说的最后，叙述者又意犹未尽地让领导给两个孩子寄来照片，这样的细节或许是言而有信的证明，但他在照片背后分别写上“不要忘记历史”与“不要重复历史”的箴言，也进一步强化了将革命叙事实用化的猜测，因为这位可爱的领导以见证人身份所讲到的历史，一方面完全外在于两个孩子的人生经验，所不能忘记者只能是经他亡羊补牢般灌输的有关叙述，而这样的叙述显然服务于权力合法化之目的；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历史却又是不能重复的，现存的权力秩序已经被这些叙述正典化了，也就是说，社会已为过去的历史所决定，成就了一个已然的社会，人在其中也不再是一个自由行动的主体。两个孩子只能被动地接受告诫不再听从教唆而拿代表革命神圣性的领章开刷，此外就是相信这个领导所代表的权力能够给他们带去福祉。

参考文献：

[1]关于小说《你的领章呢？》的引文皆出自2004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B3版。

[2]该报道题名《过足怀旧瘾，顺德冒出一间人民公社食堂》，见2002年6月11日《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但该报于6月15日就报道说该饭店老板因受到压力而停业并于16日登出《“人民公社食堂”何必暂停》的评论文章。此外据人民网2004年12月14日报道，扬州又出现一家名为“人民公社一口锅”的饭店。

[3]参阅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第2页。

[4]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参阅齐格蒙特·鲍曼著，劭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导引：对秩序的追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页。

[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页。

[8]刘茵《反批评与批评》，载《文艺报》1959年第四期，此处转引自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

[9]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青春之歌>》，载《文艺报》1959年第四期，此处转引自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10]张钟、洪子诚、佘树森等主编《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11]此处是我对李杨观点的转述，所以没有加引号；这中间想必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所以如要领略李杨本人的观点，请参阅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另外我这里有几处材料转引自他论述《青春之歌》的章节，但却并非重复他的观点，而是以《青春之歌》的批评和修改，说明革命叙事中关于革命与反革命区分的逐渐过度以致其自身面临解构命运的过程。此外，李杨运用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当代中国文学依次经历了叙事、抒情和象征分别主导的阶段，却正可以拿来作为革命叙事痴迷于革命与反革命区分的例证。

[12]方之《内奸》，载《北京文学》1979年第三期，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从根本上来讲，这里的叙事者仍然是从革命者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革命是正确而必要的，只不过革命在文革中走错了路，受到了所谓极左路线的干扰而已。

[13]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4]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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