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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去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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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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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是由于严重的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使得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失败，或者说，从根本上就缺乏这样一个现代性方案。
正如黄仁宇、邹谠等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才最终实现了民族的现代动员，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真正完成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新中国建设”的任务。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以及号称“联合国军”的军事集团的进攻，从而真正确立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颠覆了有关西方\东方、现代\传统、进步\落后、殖民\被殖民的历史和论述。
让我们仔细回味一下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富有象征意义的话语：帝国主义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抵消中国革命的冲击，不仅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反共组织军事同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围绕中国的亚洲的“经济奇迹”怎么可能发生？同时，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发生在亚洲大陆，而是发生在非洲大陆，那么，“经济奇迹”和“经济起飞”就可能会发生在非洲而不是亚洲，“被遗忘的大陆”就可能会是亚洲而不是非洲。按照大话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像中国这样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达到自由、民主，为了求得人权，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从地图上看以直线分割的非洲大陆，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完全是按照殖民者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然、历史而形成的国家边界，这个最落后、最野蛮的大陆恰恰最不缺少的就是殖民地的经验。
80年代初，钱理群等人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有关“文学现代化”的论述。王瑶追问道：“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7]曾经随着“第三世界”这一新的概念和话语的出现，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间和历史想象力。伴随着“第三世界”政治的崩解和塌陷，今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倒退到了巴黎公社之后、一战之前的反动时期。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最为绝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像死亡一样平静的时代；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太平盛世、黄金时代，同时也可能是蕴含着总体危机的不确定的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由于没有得到德国等先进国家工人阶级革命的响应和支援，而不得不“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致命地镶嵌到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严密包围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带有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而“现实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力规范不得不转变为修正主义以适应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社会主义实践不得不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在这些后发展的国家没有建成革命叙事和想象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却有力地实践了民族资产阶级所无法胜任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大话自由主义者是这样一种知识精英，他们与其说是教条主义的英美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无厘头演员，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概念就像拥有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一样。他们不是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实践放到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理解，不是放到人民现实的、艰巨的斗争过程中来加以理解，相反从一种买办的地位在根本上遮蔽了历史的视野和社会的理解，因此必然地缺乏历史和整体的眼光。当前学术常常有所谓“国际的”与“本土的”的分歧。实际上无所谓国际的或者本土的问题。不仅今天而且自现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与此同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国内的而同时是国际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和视野，我们的经验和方法。问题是如何找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理解的脉络和历史理解的方法。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规定了民族是最基本的利益单元，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指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民族国家并不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后发国家和被压迫阶级为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困难。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8]韩国汉城大学教授白乐晴指出：“韩国的‘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之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10]也因此，在这样终结了殖民主义和基本上完成了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任务这样的意义上，孔庆东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最伟大的白话文。这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洞察。白乐晴在对“民族文学”的持续的思考提出了令人警省的在第一世界之外的当代的“知识的买办化”的问题。在今天，甚至“专业性”实质上会成为“买办性”的代名词。[11]
与此同时，与那些贬斥民族主义，竞相以全球化而夸耀的大话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相反，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白乐睛指出：“正如真正的民族文学更是先进的世界文学那样，殖民地形势下的民族主义，同样由于它所面对的斗争对象的国际性特点，只能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12]正如孙中山1924年在《大亚洲主义》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亚洲被压迫民族团结的吁求那样。孙中山看到了俄国革命较之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实际上就是在俄国革命之后“接着讲”：“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民族便很在势力。”[13]章太炎同样批评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文明“文明愈进者，其蹂践人道亦愈甚。”章太炎梦想着中国和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联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使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14]白乐晴指出，韩国等殖民地的民族文学较之西方的资产阶级市民文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性：“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的境地。”比如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书写了资产阶级创业的神话，塑造了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勤奋精神和坚韧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公然表现了种族主义和殖民意识。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加缪的《局外人》的主人公没有明确动机的杀人，为作者表达存在主义思想提供了机会。白乐晴指出，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从阿拉伯人的立场来看会是完全不同的解读，这是法国殖民统治以来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之一，它尽管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但是也并非特别的冤枉。实际上，白乐晴的解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从来都是被高妙的存在主义所遮蔽了的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阿拉伯人被“无故”地杀害了？用存在主义来解读，表现了明显的迟钝。[15]联接起断裂了的殖民主义历史记忆之链，重新恢复我们必要的视野，以主体的姿态、批判性地重新解读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东西方现代的历史，也是应该的。
参考文献：
[1]王中忱《越界与想象》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王中忱《越界与想象》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王中忱《越界与想象》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4]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634-6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26-3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6]引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7]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8]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2-93页，三联书店，1997年。
[9]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12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49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11]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59、345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2]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224-225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3]章太炎《记印度婆耆王纪念会事》，《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
[14]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太炎文录》别录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
[15]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20-222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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