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上世纪80 年代初期文学期刊《青春》为个案，通过分析该刊当年发表的小说《寻找》及其续篇，展示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处于练习和试验阶段，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 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但作为新时期文学一角，却有力地揭示出当时思想与文学思潮的芜杂多样。
　　
上世纪80 年代的文学刊物中，由南京市文联主办的《青春》杂志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很大。该刊1979 年10 月创刊，是“文革”结束以后创刊最早的青年文学月刊。到1982 年，该刊订户已经超过了45 万。《青春》的办刊宗旨是“青年写，青年看，重视青年题材，着眼无名之辈”，因此这个刊物所刊发的大多是默默无闻的初学者的“处女作”。据主编斯群介绍，1981 年该刊发表处女作23 篇，占全年作品总数的35 %。另外，该刊坚持“每稿必退，并力求提出意见，写退稿信”[1] 直接参与习作修改工作的有当时著名的作家高晓声、陆文夫、方之、陈白尘、顾尔镡等，他们的讲评意见和作者的回应答复都在刊物中得到公开的展示。该刊从1980 年起举办“青春奖”的文学评选活动，参选者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的青年作家，在当时不多的文学奖项中，该奖算得上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从《青春》作家/ 读者群的构成情况来看，具有初/ 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占据主要力量[2]，这部分“文学青年”普遍有着强烈的文学表达的欲望和困惑，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 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 主题上多受流行思想的影响，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认识普遍有肤浅和苍白之感。
然而这样一群“文学青年”在80 年代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却是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何引导这批青年走上“真正的”文学创作道路，这个问题关涉到主流文学观念将如何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文学的观念又与人生的观念紧密相关，正如《面对共同的世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和青年的人生观相联系[3]。因此，通过文学写作的教育让广大青年正确面对“文革”结束后的“信仰危机”，正确认识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进而对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有理论上的辨别能力，这一切成了像《青春》这类文学月刊或隐或显的编辑意图。从1981 年的第3 期开始，该刊开设《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栏目，试图将许多文坛名家，比如韦君宜、邵燕祥、莫应丰、叶永烈、鲍昌、田间、蒋子龙、叶文玲等，塑造成文学青年的“引路人”形象。与80 年代的众多社会热点相比，这个栏目所涉及的“文学创作究竟是要靠个人奋斗还是前辈提携”，“作家的性格、气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才情哪个更为重要”等诸多“边缘”性问题，同样回应了变革时代热情中的“迷乱”。
本文要说的，就是一篇在这样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寻找》和它的同名续篇，它们分别发表于《青春》1980年第2 期和1982 年第5 期。在1980 年第一届“青春奖”中《寻找》是“得票最高”的作品，从1980 年第4 期开始，《青春》连续发表了近十篇评论文章，数十条读者来信以及作者董会平的一封致广大青年的公开信，直到次年五月陈辽的一篇作家专论《他也在寻找——读董会平的四篇小说》止，关于《寻找》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寻找》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单身女知青“我”(小亮) ，“我”曾经带着“红卫兵”的革命理想扎根农村，然而从农村调回城市之后，却一直在家里等候分配和相亲。但是，“在乡下的风尘里滚了十年，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回南京一个多月，开始我沉溺在喜悦和恬适之中，但现在一想，我又觉得生活中少些什么，自己也好像整日里寻寻觅觅，然而究竟在寻找些什么，我也茫然说不清楚”。事实上，整个小说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返城知青”面对城市生活的焦虑和茫然展开的。1979年到1982 年间，返城知青的婚姻和就业问题是当时两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4]，在这一点上“我”的苦闷和彷徨令一大批社会青年感同身受。比如当时一位读者就说：“我也是女同志，三十岁未婚，所以很同情小亮。我在看的过程中哭了，痛痛快快的哭了，淤积在胸中的苦恼和愤恨一下子全都泄出去了……”[5]除此之外，是“我”的“红卫兵”记忆，尤其作品虚写的“红卫兵头目”乔晓阳的形象，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人认为正是红卫兵精神给予小亮这一代人不同于其他人——包括革命意志衰退的老干部——可贵的性格气质，这些气质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拒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等。但有趣的是，乔晓阳在作品中的命运，在现实中引起了许多“老同志”不满，有人甚至发出了“救救青年”的呼喊[6]。正如下文的分析将使我们看到那样，对这段记忆的修正恰恰成了《寻找·续篇》中最重要的部分。
具体而言，《寻找》中的“我”面临三大困难：一，与更加年轻的“时代骄子”们，“我”的妹妹小娅和她的大学同学在认识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读者将其概括为“老青年”与“新青年”之间的矛盾;二，与平反复职的父亲在对待“红卫兵”历史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老干部”和“革命青年”争夺话语权的表现；三，与当年的乔晓阳一起，面对着如何继续理想主义信念、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生活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转向问题。

一
小亮与小娅们的冲突最初来自于一次具有相亲意味的野餐。小亮带着大龄青年的敏感和自尊参加妹妹出于善意组织的这次活动，但很快她便发现这群“时代骄子”身上并没有任何闪光的精神和深邃的见解：“我问他改革的方向，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四个字：‘自由竞争’。我不同意，说了几点理由。不料我话音刚落，就遭到好几个人的‘攻击’，说我思想不解放。”青年是最忌讳被人认作“保守”的，尤其是一个处于尴尬年龄的青年，于是“我”心生懊恼：“我真恨自己，恨自己早上做出的错误决定。一个被人家显然看成为时代淘汰的三十岁的人，何苦要自作多情地穿上新衣裳来赶时髦呢?”也许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刚硬率直的小亮应该在此时掉头走开，或者干脆和那些大学生继续展开话题上的交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哲理性辩论来表现思想差异的，比如《人啊，人》中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有关信仰和宗教问题的通信，《北极光》中有关改革和人生出路的谈话，等等。作家通过这种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虽然简单，但亦不失为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相比之下，《寻找》的作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手法是更为“现代”的，他中止了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话，让这个有些自怨自艾的女性沉入内心世界，“自言自语”起来。一场“记忆”与“现实”的战争就这样在小亮的心灵深处爆发了：
过了一会，我感到身后站着人，扭头看，惊呆了。
在我的身后站着四、五个农村孩子，每人背着一捆柴。他们一个个紧抿着嘴，用冷冷的目光一会看看塑料布上的罐头、酒瓶，一会看看那群狂欢的青年。
我猛地打了一个寒噤，一幅永远难以忘却的图景陡然浮现在我眼前：
天空是灰白的，大雨哗哗地往下倒，三万亩圩田一片白茫茫。我和农民在一起抢插晚稻秧。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肿充血，每一个人的面颊都深陷下去。腰椎发出似乎要断裂一样的剧痛，两条长久泡在水里的腿已经变麻木了。……
当送饭的一来，人们便拼起最后的劲，向放在泥水中的两只水桶奔去。两桶米饭，一盆咸萝卜，对于我们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我一边跑一边往肚里咽口水。没有地方避雨，连坐的地方也没有，这野餐是在风雨中站着进行的……
谁不希望生活中充满音乐和舞蹈呢? 但是生长在富饶而又贫困的中国的青年，应该有他们更高尚的生活。
一幅现实的画面和一幅历史的画面通过小亮的“回忆”相遇了。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那群围观的农村孩子是否真的存在——虽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实际空间上的距离确实没有在经济/ 文化上的差距那样大——但无论如何，通过这“有意/ 无意”的回忆，“过去”的闸门被打开了。知青叙事的历史化出场，或者说“革命”成为“记忆”的事件本身，便意味着这一指向未来的话语模式将最终丧失其在现实人生中的行动力。萨特在分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问题时说：“过去突然
侵入现在，感情的次序与理性的次序相对立，后者虽然遵照年代顺序但缺乏现实性，记忆千奇百怪、断断续续，但反复涌现，心潮时起时伏……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解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在于过去全部重现。对于福克纳来说，恰恰相反，很不幸过去从来没有丢失，它始终在那里，死死地缠住我们。我们逃避现时世界的唯一方式是神秘的出神忘形。……”[7]由此看来，小亮的“出神忘形”，作为一类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的脚本，联想到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在80 年代青年中的风靡，我们不难想象小亮身上的革命精神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然而与白痴式的“陷入”过去不同，小亮的回忆与其说是“不由自主”，不如说是“用心良苦”。不论怎样细致的研究也无法道尽“文革”和“文革”结束对一代青年的意味，离乡返城不见得就是“拨乱反正”的简单算式，小亮回城之后的无尽烦忧延伸了“伤痕”文学曾揭示的伤疤，“回城之后怎么办”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更是“青年人迫切关心而且急需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问题”[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小亮“回忆”行为的现实性，甚至可以说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小亮之引起轰动，部分原因也在于青年们对过去仍存有幻想。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小亮们自然不会像《南方的岸》中的“暮珍”那样再回到农村落户，就像题目“寻找”所暗示的，革命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被继承下来，这种精神鼓动了一种“探索”和“发现”的热情，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小说最后让小亮寻找到了“考研究生”的归宿，只是使整个回忆更像是一场怀旧。让小亮所珍视的“革命”，缘何在新的时代丧失功效? 原因是复杂的。1985年之后，理论界有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这个提法更多地是在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但作为一种性格类型，潜入内心，表明以社会实践和革命行动为标志的文化传统正在慢慢地让出外部世界，作为历史记忆，不论其在人心中有多大的召唤力，都将不再和现实世界构成直接的冲突，因此也便无所谓真正的胜利和失败了。
卢卡奇曾经以西方文学史为例，将这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概括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他分析说：有着“抽象的理想主义”的主人公，虽然看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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