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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的青年文学——关于《寻找》及其续篇的完成

时间:2009-8-8 16:45:38  来源:不详
现实面前屡遭失败,但相比之下,他的内心却是“不成问题”的。“由于世界的这种缩小以及由此引起的、目标只对准这缩小的世界的一切行为必然缺少外部世界的真正中心,也由于这样的态度必然是一种主观态度,不触及世界的本质,只是提供扭曲的世界形象,所以,和灵魂对立的一切,都必然来自和它完全异质的源泉”[9]。小亮的世界是在逐渐缩小,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给她的施展理想的空间已不再存在。在小亮看来,小娅们除了不学无术之外,还留长发、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跳小步舞,对这些新潮的“资本主义”玩意儿的反感恰恰反映了小亮的革命记忆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而作者的立场显然在小亮一边。但是到了续篇,价值的天平有所偏移,小娅的命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反感”并不是战斗,九斤老太也常感慨“一代不如一代”,所谓与灵魂“完全异质”的世界也不过是说,这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行动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共同对话的可能。看来,“向内转”的结果不过是导致灵魂在心灵世界中的“休息”,不论个体在外部世界承受怎样的艰难,信仰的栖息之所并不为之所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转向内心的行动反而并不触动内心世界的发展:“没有东西能够动摇它内在的坚定信念,因为它被囚禁在它的安全世界中——因此它不能感受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一种内心体验到的难题,这使这样一颗灵魂变成了纯粹的活动。因为它在它的本质存在中休息,它的每一个冲动,都变成了一个瞄准外界的行动。有这样一颗灵魂的人,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他自己的选择的不间断的冒险活动。他投身其中,因为对他来说,生活只意味着成功地经受考验。”[10]显然,卢卡奇说的是有“神”和“信念”的安静的灵魂,对于没有宗教传统而过去的革命信仰又受到极度挑战的中国青年,他们内心的安宁又将维持多久?
小亮的意义,或许就是在那个不断挑战权威的时代,在“信仰”或“精神”层面,而不仅是在政治政策层面,提出了如何面对和解释历史的问题。


悲壮的革命记忆,窘迫的社会现实,加深了“我”(小亮) 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同时,也勾起了“我”心底深藏多年的“情丝”。“我”原来是有一个心仪的青年的,他(乔晓阳) 是一个烈士的遗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红卫兵的领袖”,作为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他在当时是颇有点名气的。但是,“爸爸他们这辈人,一听到‘红卫兵’、‘造反派’就气得发抖。而我——一个被红卫兵、造反派迫害的老干部的女儿,竟然在今天,还在四下寻找红卫兵头头,他能不勃然大怒吗?”
他先用嘲讽的口气说,乔晓阳算个什么货色?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是的,他有组织才能,能说会道,脑子转的快,可这都是歪才! 是乱世英雄! 现在搞“四化”,这种人有什么用? 还来搬弄口舌? 还来贴大字报吗? 你,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会看人,老实有学问的人看不起,反倒跟着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小投机家屁股后头跑,文化大革命跟着他闹,现在还想闹吗?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革命的原则性,反这个,反那个,都是搞个人投机,想表现自己。再说我们党还没垮,我们军队还没垮,要他一个人上阵跳什么? 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现在北京民主墙不是又有人在闹吗? 还不是乔晓阳这类人,达不到个人目的,就闹个没完。
爸爸的这种想法在新时期文学中无疑是一种主流表达。
“文革”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造成了巨大打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着力书写的正是这种遭迫害、受破坏的痛苦。为父亲所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并不是《伤痕》里的“晓华”,在长辈获得“平反”之后重新回到家庭的温暖和人性的谅解之中。“我”似乎无法认清那段历史的罪恶,依然陷在“左”倾思想的余毒之中,新的价值观念和“择人”标准——所谓“老实有学问”——更是迟迟树立不了。
可惜,父亲却忽略了女儿不同于其他老干部子女的特质。“我”不仅没有因为那段历史而养成孤僻变态的“现代”性格,相反,却丝毫不感到冤屈,“我”没有“断送了青春”之类的弱者的悲鸣,只是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苦劳动和困难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力量和负担; “我”坚信,正是由于有了下乡十年的艰苦磨练,“我”比妹妹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 “我”不仅仅同情农民,热爱农民,而且深深懂得中国革命的任务非常艰巨,不是一句“自由竞争”就能简单解决的。正是为了要担负起这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才无法享受现在的“闲居”生活,“我”才不得不去“寻找”,而“寻找”的结果,便是回到少年时代激励“我”和同伴们前进的那些信条——“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
针对父亲对乔晓阳们“政治投机分子”的断语,“我”直接的回击便是“喊冤”:“说我们是造反派真是冤枉。”虽然“文革”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但“文革”结束以后,“冤”声最大的却是那些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现在老干部官复原职了,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文革’苦果都落到了我们青年身上”[11]。也许父亲从上面的记叙中会读出“四人帮”对青年心灵的毒害之深——就像刘心武在《醒醒吧,弟弟》中所要明确表达的意思——但本来就是要打倒权威的青年们显然无法容忍父辈的“谆谆教导”,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造反”。相比与妹妹小娅的冲突,与父辈的冲突将更加激烈。有趣的是,新时期以揭露“四人帮”为主题,以宣扬“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一类文学中,直接表达家庭之间父子冲突的作品并不多见[12]——即使是《寻找》,父子冲突虽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当“我”考上研究生再次离家的时候,依然温情脉脉地回忆起返城之夜的亲情,而父亲也终于默默地出现在离别的站台上——对完整的“家”的意象的眷顾与维护,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寻找》所要揭示的父子冲突必须在不伤害家庭亲情的伦理框架之下展开,主人公的“革命”行为将不能再通过“离家”、“逃”向自由的叙事模式来实现,精神的漫游将彻底终结“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回“家”、回到“日常生活”,不仅是《寻找·续篇》理所当然的主题,更是新时期文学叙事的核心模式。当然,“家”还是不可避免地破碎了,经济大潮带着比政治更无懈可击的“合理性”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心理模式,这自然是另外的问题。父子冲突得以维护在“家”的框架之内,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意义上作为“权威”出现的父亲不再具有不可反抗/ 必须反抗的权威性。经过“五四”尤其是经过建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父亲的看法其实并不对小亮构成直接的压迫,小亮能够对父亲的看法发表直接的评论:“现在来嘲笑年轻人十年前的幼稚举动,并不表明今天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练达。我承认我们当年做了不少错事、蠢事,但我们决不是他(爸爸) 所说的那种投机分子。我们还是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全国人民的心都是真诚的。”这样,通过对“虔诚的”革命信念的重申,“红卫兵”为自己的“造反”行为找到了与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平等的舞台,既然当年你们也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现在又凭什么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呢? ——“文革”的灾难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群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13]。
通过小亮情绪化的“回忆”,《寻找》慢慢明确了它的主题。青年们所要找的正是“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寻找那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尽管现实中不乏滑稽可笑的“骗局”。但是,正如萨义德所说:“回顾过去是阐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只是由于过去发生了什么和过去是什么样子产生了分歧; 还有关于过去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彻底地过去; 或是对于它是否还在继续的不确定,尽管过去也许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这个问题引发了各种讨论——关于影响、关于责难与判断、关于当前与未来的紧迫问题。”[14]
据知青历史介绍,“上山下乡”最初是作为政府的一项经济调控政策展开的。但“文革”中“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15]。因此“红卫兵”和“上山下乡”是息息相关的青年运动,“1967 年9 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16]。在心理层面上,这至少是对那段历史的“忠实再现”。在众多知青形象中,乔晓阳的出现一扫苦闷、彷徨、伤感和放浪的角色定位,将“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复活在一个青年女性的爱情理想中,其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有读者说,“几年来,我在许多作品中寻找过,寻找我们当年一些红卫兵的身影。偶尔找到几个,总觉得神气不正,灰溜溜的,不像我们当年的那些伙伴”[17]。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新的历史时代纷纷忏悔了、反省了,或者沉默了,发展了新的理论,皈依了另外的信念,总之,他们不再高大,变得“灰溜溜的”。虽不能简单地说这一代人的“灰”是上一代的压抑造成的,但为了对抗现实和内心中的“灰”,青年一代达成了某种“一致”。就像曼海姆在《代的问题》中所指出的:同龄的群体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犹如同样的阶级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一样,“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18]。作者董会平在谈到小亮这类青年时说:“过去一支看起来忠于‘革命’步调一致的青年队伍在迅速瓦解着、分化着,……从否定过去的盲目、迷信来看,这支队伍的瓦解、分化,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从开拓未来的角度来看,却又是一种危机。”[19]小亮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她试图为“一代人”完成历史叙事。如果继续作为一种信仰和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一话题的话,那么小亮在这里试图完成的,正是通过对知青一代“特殊性”的规定,恢复那个曾经以人类共同命运为价值取向的共产主义理想。自从这个以所有其他人的幸福和自由发展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以来,“个人”就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情景当中。“个人”该怎么办? 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关系该怎么认识? 90 年代以后,有学者从“毛泽东热”的现象中看到“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20]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部1980 年出现的作品视为商业怀旧的前兆,那就过于简单了。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体制和一种以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使命的朴素的共产主义意识。在前者之下,“个人”和“个人性”自然是被完全“控制”和“规训”的;而在后者的情景里,“个人”和“个性”是有着充分的说明与规定的。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时曾经指出,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确定和认同是一种既脆弱又强健的思想。他说:“与本体安全的其他存在维度一样,自我认同感既是强健的也是脆弱的。说他脆弱,是因为个体在心智中反思性保持的个人经历只是众多其他潜在的故事中的一个,而这些故事可以讲述的是个人作为自我的发展过程; 说其强健,是因为在个人活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认同感得以足够安全地维系、以能承受主要的张力或过渡。”[21]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反思”气质的青年,“我”对自身所处的状态和周边世界的不满,必然会激发起一股“强大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以回应由自我认同感的断裂而引发的焦虑:
一群善良的人被一伙强盗赶进了阴暗潮湿、不见一线阳光的密林深处。几天过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丹柯。他对活着的人大声说:“森林是有尽头的。起来,我们走! 走出一条路来!”
人们和丹柯一起出发了。可是艰难地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走出森林。这时有的人绝望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埋怨丹柯,丹柯想了很久,突然叫道:“我爱你们呀! 我的心可以作证!”说完,他抓开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他高高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起来,发出了强烈的光辉。黑暗的森林被这人类的爱的火把照得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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