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寻找》通过这则略显突兀的英雄故事完成了对作者对历史的自我建构。显然这种叙述是无法获得完全的“政治正确”的。和大多数读者以及《青春》杂志对该作的肯定不同的是，批评家们都对《寻找》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蒋义海在《救救青年，愈合伤口——评小说〈寻找〉》中说，像乔晓阳这样的人物形象：“毕竟干了不少错事、坏事，因此，我们决不能泰然处之、束之高阁，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救救被林彪、‘四人帮’欺骗、利用而开始害人、后来害己的乔晓阳式的青年……”[22]如前所述，这种“救救青年”的想法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有对小亮提出批评的论者认为：“《寻找》中的小亮，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人物。……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当代青年，不仅对十年思索着，也对十七年思索着。而思索的立脚点只能是现实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而小亮呢? 她好像是一个冬眠了十年的人，她在云端看着历史，只看见几个同心圆圈。”[23]
《寻找·续篇》听取了这些批评意见，让“精神贵族”小亮的“寻找”从云端来到地上，从过去回到现在，紧紧围绕了现实生活。当然，集中体现这一现实精神的是乔晓阳。现实中的乔晓阳是什么样子呢? 他进了工厂，曾提出过改革方案，但却被罚“扛了两个月的水泥包”，现实教会他
放弃一度热衷的革命理论，转而投奔“吃饭哲学”：“现在有一种人，靠玩嘴皮子吃饭，说是脑力劳动者，其实根本没有脑子。我们工人，靠自己双手劳动吃饭，没有资格靠空谈吃饭。”眼看着爱情和革命的幻想破灭，小亮难掩心中的激愤，她对小娅抱怨说：“现在的男人个个玩世不恭，而女人太认真，太痴情。”但玩世不恭的男人不再压抑现实的爱情，乔晓阳终于“求婚”了。赢得了爱情的小亮也渐渐改变了人生态度：“象许许多多的姑娘一样，尼龙内衣、真丝围巾、羊皮手套、木梳、小镜子，开始成了小亮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心情也变得快活起来，容易满足，她感到，只要能和乔晓阳在一起，这一天便充满了诗情画意。”自然，这种“诗情画意”里不会再有记忆或现实的画面跳出来破坏，小亮终于在爱情的获得中完成了新的世界观的转变：“为什么要回避这样的生活、轻视这样的生活呢? 为什么要孤立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之外呢? 人生是需要妥协的，人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的。”
相比于《寻找》，续篇不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含量上都落后许多，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作者放弃了独立探索的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一代人的叙事可能性探索也戛然而止。但是“，一个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出集体的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这里涉及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 这个过程发生的究竟有多快?”[24]如果非要回答，那么这个续篇的粗劣完成应该说呈现了一种生活方式瓦解的速度。
续篇中另一值得关注的故事是妹妹小娅的命运。小娅爱上一个“桀骜不驯”的“音乐家”杨捷，这个“把艺术看得比宗教还神圣”的四十岁青年并没有正面出场，而针对他的议论又多是“负面”的：由于他的关系，小娅被校方认为是“作风不检点，思想自由”，父亲更是以过来人的口吻断言说，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而已经和父亲“十分投机”的乔晓阳也“淡淡”地评价他“搞音乐不会有什么出息的”。面对爱情和事业双重考验的小娅，此时采取了更为决绝的方法——她出国了。这个更年轻一代的人生“选择”，在作者看来并不像“考研”那样“诗意”和“革命”，他借助小亮的话说这是“逃避主义”，但他又有些矛盾，因为开放的时代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最终，连接大洋彼岸的飞机还是起飞了——它飞的如此“简单”，除去创作上的问题之外，恰恰表明了作者对于一个新的、奉行“开放”政策的时代所持有的天真想象——从此，中国人的“家”里，多了另外的牵挂，刚获团圆的家庭又将面临更大的分崩离析的力量。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个作风自由、没前途又没出息的杨捷身上。显然，这个“文艺青年”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更受压抑的边缘人物，作品曾暗示他住在简易的“下放户”里。与迅速发展出一套生存智慧的乔晓阳、小亮和小娅们相比，杨捷以怪异孤僻、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象征了“另一个”80 年代。近年来，伴随着大量回忆性文章的出现“，八十年代”突然成为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纯真素朴”的“怀念物”，参与到这场怀旧行为中的除了所谓“知青文化人”以外[25]，更多的却是已经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这一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无法展开详细论述。不过，和小亮对红卫兵叙事的执著一样，新一轮对“记忆”叙事的争论又展开了。李陀在新近一篇文章中自我反省地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以被搅动，……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职工，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维护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不应该被简化、被化约，尤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发迹，如何成功的故事。”[26]只是，和小亮作为一代人形象出现不同的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新一代青年将注定面临更大的言说困境。
至此，我们从一个青年自我叙述的故事开始，走向了另一个青年的自我叙述。在这个过程中，被掩盖的可以再被叙述，而被叙述的也可以再被掩盖。有时候我们挖掘那些被掩盖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叙述陷入困境：丧失了自我叙述的最原始纯真的动力与激情。对被掩盖的命运说“我不相信”，对被规训的身份说“真是冤枉”——这也许就是《寻找》中“小亮”们值得再叙述的理由。

注释：
[1]《文学期刊主编笔谈——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当代文艺思潮》1982 年2 月号。
[2]据当时一位热心的读者统计《，青春》的受众群中文化程度：中学水平的人数居首位，大学、小学次之。职业类型：青年工人最多，其次是部队青年、在校中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大学生、失足青年。年龄区：19 - 25 岁最多，达70 %；26 - 32 岁次之，达21 %;14 - 18 岁再次之，达9 %。另外，据1982 年5 月号《青春》公布的一份作家简介，工人最多，在27 个获奖者中占7 人。
[3]李潮：《面对共同的世界》《，青春》1980 年9 月号。其中编者在文末的话中提到1980 年5 月由《中国青年》杂志刊发北京青年潘晓(化名)《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了……》的来信而引发的关于青年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
[4]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零年) 》第十四章：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5]刘胜春：《关于短篇小说〈寻找〉的讨论》《，青春》1980 年6 月号。
[6]蒋义海：《救救青年，愈合伤口! ——评小说〈寻找〉》，《青春》1980 年4 月号。
[7]让-保罗·萨特：《关于〈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出自《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25 页。
[8]骆源：《关于短篇小说〈寻找〉的讨论》《，青春》1980 年6月号。
[9][10]卢卡奇：《小说理论》，杨恒达译，(香港) 唐山出版社1997 年版。
[11]陈启懋：《青年特点初探》《，青年研究》1981 年2 月号。
[12]这类冲突转化到“改革”文学中去了。
[13]巴金：《“文革博物馆”》《，随想录选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4 页。
[14]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 年版。
[15]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零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3 页。
[16]{同上书，第107 页。
[17]陈加欣语，参见《青春》1980 年10 月号。
[18]曼海姆：《代的问题》，转引自[ 美]理伯卡·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覃文珍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9]董会平：《致年轻的朋友们》《，青春》1980 年7 月号。
[20]戴锦华：《救赎与消费：从毛泽东热到九十年代文化描述》，见陈清桥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2003 年版。
[22]见《青春》1980 年4 月号。
[23]周晓扬、沈泰来：《在云端里，还是在大地上? ——谈谈〈寻找〉中的小亮》，同上。
[24]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访谈录：詹姆逊-李泽厚-刘康》，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5]参见甘阳：《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再版前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在这篇前言中，甘阳说：“八十年代堪称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其中的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他并以一副对联追忆自己那一代“知青文化人”在80 年代的革命情怀和事迹，其强烈的精英意识跃然入目。
[26]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 年10 月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述了一位网友对80 年代的记忆，对他而言“八十年代就是饥饿和贫困”。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