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近年来，政府及学界领导阶层，针对整个学术界积极设立各种规章，加强各类学术评鉴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续聘制度、学术刊物的审查评等制度、大学评鉴制度等等），进一步加上国际化、英语化等要求，并且将资源分配、个人奖惩、校系「退场机制」等办法，与评鉴结果直接挂钩。由于这些新制度的设计受到偏见、成见和浅见的影响，往往无视学门之间应有的差异、忽视国内学术生态的具体状况、更漠视学术发展本身的内在需求与外在条件，各类学术评鉴制度业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新进年轻学者，因为只能接受而不能参与制订评量办法，又面对常聘权的生存压力，而若是身处理工科居优势的机构和大学中，人文社会学科往往还得遵照理工科的评量方法接受检验（如专书不受重视、国外期刊论文才是发表常态，等），受聘伊始就被迫接受游戏规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也只有忍气吞声，逐渐在资浅教师以及研究人员之间，形成了一股很不健康的心态和气氛。我们觉得，为了国内学术的正常发展，也为了协助学术工作者争取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将学术评鉴问题化为公共讨论，让学术工作者有机会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这是我们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基本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会议的抛砖引玉，讨论得以更为扩大，接下来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沟通论辩，逐渐形成学界更为细致的共识。台湾社会既然声称已经进入民主时代，学界便更有责任，要能够持续深化民主的落实。学术评鉴的各种机制，不能再由少数学术行政领导人凭一己的观点主导决定，而是必须接受学术社群的公开讨论。
　　不过，身为学术工作者，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在法令规章等行政层次。我们认为，学术评鉴不仅是学术行政、学术规训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了解学术行政体系所推动的评鉴体制、掌握其方向及政策中对于未来想象的远景，必须能够分析及厘清当前学术生产方式变动的动力之所在；在缺乏公共讨论的情况下，面对着不断翻新而又琐碎的规章条文，我们若是不掌握总体的图像，也就难以应对。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概括性的来提问：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生产，究竟面临甚么新的考验与难题？身为学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问题历史化、拉高并拉广关照的层次，才可望开始协力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是我们在思考学术评鉴问题时，应该掌握到的基本脉络。在这里，我们愿意先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学界参考。
　　以下的讨论分成几个部份。在第二节，我们指出这一波学术评鉴背后的动力之所在，并且观察压缩在人文社会领域中正在进行以及可能的变动方向。第三节将讨论集中在学术评鉴，特别是环绕着T/SSCI所引发的争议；我们选择这个主题，不仅是因为它受到学界同仁普遍的关切，而更是因为聚焦在T/SSCI的讨论，可以让我们揭示这个新制度运作中所暗含的想法，及其可能带来的长远学术、文化效应。在第四节，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动力，我们提出关于台湾学术可以如何全球化以及国际化的看法，指出台湾学术的国际化的方向，可以是相当多元的，而不必然将全球化等于英语化、或是SSCI化。再一次强调，我们并不认为本文的思考照顾到了全面；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激发和展开讨论。
　　
二. 变化的动力及变动的方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冷战体制快速形成。在东亚地区，为了围堵社会主义阵营（北韩、中国、北越）势力的扩张，美国延伸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防线，与各地军事威权体制合作，将日本、南韩、琉球、台湾等地纳入其区域性军事部署当中。不要忘记，长期的冷战秩序，并非只是在军事及国际政治的层次运作；反共亲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对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造成深远的效应，长期流动在我们的思想、身体与欲望当中。在文化上，台湾地区与东亚诸国不同，战前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战后的冷战结构与国共内战的延续，加上*国民党*政权的亲美反日情结，及韩战后南北韩分裂的确立，快速地使得美国成为台湾唯一主导性的对外关系。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留学生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是留美的，曾经构成在美国最大的外籍学生群体。如今这个情势起了变化，但是还有五成出国学生留美。所以，战后的菁英大部分有过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在政治上美国式民主成为台湾主要的想象；除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被好莱坞所笼罩之外，就连另类的反对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国马首是瞻。总之，战后台湾的美国化，或是说对于美国的依赖，是总体全面的。台湾的学术生产，是在这样的格局中纳入了美国的系统。然而战后的美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深受冷战格局所形塑，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旦我们处处师法美国，典章、制度乃至于学科分界便都以美国为典范，连教科书的引进，乃至于翻译，都是来自于美国（精准的说，是冷战体制下的美国学院）。由于留美学人在知识上深受冷战体制的洗礼，反共亲美成为学院知识生产的基本结构，也就不足为奇。
　　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于是在欧美地区宣告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形成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简单的说，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样的面向来思考，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与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份之一」。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的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的大学校长的选择，是基于他在学术、眼界与公共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仅得有能力向企业募款，更需要有经营能力，把大学转化成生财机制。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略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走向，不但牵动后进国家，也成为后进国家不断模仿、跟进的标准。像台湾、新加坡、南韩乃至于中国大陆等地，也在彼此竞争的压力下，开始把学术生产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标，归结到国家总体竞争力来计算，以量化得分多少来实施奖惩。每个学校可以分到多少预算资源，甚至于是否必须退出「市场」，都与此相关。为了在国际上竞争，又提出各种各样的卓越计划竞标，想要在国际大学的评比中占一席之地；或将几个大学联合起来，加大学校的体积，在国际评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数。下降到个别研究教学人员，应运而生极为简化的量化记帐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这样的产物，以一条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社会人文等领域，虽然近年正受到所谓后殖民学术典范移转，以及内在于台湾历史社会的本土化运动的冲击，但是台湾的学界适得其反，并没有展开批判性的讨论，反思台湾的知识生产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个情况之下，一旦学术国际化当令，「美国化」很方便的与「国际化」几乎划上等号，也就不难理解。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学术生产的变动，主要的动力来自台湾外部，特别是美国学院的变化。不容讳言，90年代以后两岸竞争互动中，中国大陆投入大量的资源建立重点研究大学，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等，也有推波助澜的效应。所以必要的进一步提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逻辑，会如何重新定位学术生产，特别是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部份？如果一切以市场、生产力、利润为依归，那么可以想象的是：以前国立大学的经费来自于人民纳税的钱，研究及教学还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场为判准，但在私有化过程中，哪些课程选的学生多，哪些学科及哪些个人可以将经费带入大学，就将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捐助，学术生产被重新定位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产业界的研发部门，即R&D。在此条件下，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则是公私智库、研考部门，乃至于包装（packaging）、对于市场潜力的社会文化分析、甚至被迫从属于商业管理学院的知识典范。原先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反思性社会进步动力的角色，也就相对地遭到掩没。类似这样的走向，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我们不得而知；将本应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学主体，这样转化成为配合、附属于政府及产业的研发客体，学界会如何反省和看待，我们也雅不愿猜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能够配合大势的学科（或是学科内部的某一支流），已经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轨的学科，正在努力地找寻衔接点。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识国家化、知识产业化──的意见，几乎没有空间以及正当性发出声音。于是，政府与少数的学术领导阶层，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况下，正在透过特定经费的分配方向，替学术工作者调整研究教学方向、越俎代庖地决定整个学术社群的性格以及未来。
　　这也就牵扯到同样重要的一连串相互关连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下的学术生产中，作为统合社会资源的国家（thestate），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势之下，国家如何形成总体的基本政策？如何对知识生产重新定位？政策的内容为何？它对学术工作者进行了什么样的宣示？这些政策形成的过程，是否有广大学术社群的共识？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我们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乱的条文不断出笼，大方向何在则没有人说得清楚。跟教改工程一样，由于学界并没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结果基层教师不知所措，但是负担和责任又由他们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形成之后，透过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么样多层次的效果？比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名，在产官学可以相互为用的领域当中投入大量的资源，由政府透过诸多奖励机制主导特定的研究方向，结果在民族国家的架构当中，统合并主导了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知识生产的方向，至于不具有产官学所定义的「生产力」的知识领域，则惨遭排除到边缘的地位。
　　然而，知识生产的民族国家化，或是说国家以「产业竞争力」来主导学术生产，在不同面向上又与政府积极推动的大学市场化∕国际化呈现了暧昧的竞争关系，凸显出政策并没有顾及长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这个效应，体现在研究及教学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教学方面，为了国际上的竞争，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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