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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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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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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开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国际学生，以及如何加强学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会学科因而必须调整教学内容，符合外来学生的需求，特别是强调得以英语授课。但是这正好与民族国家重视自身语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以台湾当代的显学台湾文学及台湾史为例，这些相关的课程如果用英文来上课，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有多少教材已经有英文翻译？有多少师资能够以英语授课？（有关语言问题，我们下面会进一步讨论。）在研究的层面上，问题在于，国家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务于产官学复合体制中台湾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时在学术国际化的情势中，学者提出的问题又必须在既有的国际学术场域中操作，而欧美地区主导的社会及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却与台湾社会并不一致。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出版，许多学者所用的分析架构与问题意识，都必须符合欧美地区的要求，反而与产官学的想象大不相同。同时，国际化的另一个操作方式，就是国际研究团队的形成；可是这类研究团队得以形成，前提在于具有共同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场域中，这种问题通常会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来出现。想要以台湾自身面临的问题为本，来主导研究团队，那么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给外籍学者加入研究团队。但是这也就溢出了民族国家的架构，研究无法被收编到产官学体制当中。
产官学复合体的快速形成，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远影响，很清楚的是将「研发」及「政策」拱成主导的学术生产方向。这个方向会不会扩大、阻绝人文社会学科自主性的发展，乃至于剥夺整个学术生产的主体性，我们还不能遽做断言，但是这中间的重重隐忧，又有谁敢否认？
三. 现行评鉴体制的效应：
在我们的分析架构中，学术评鉴体制，乃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中，为了刺激、管理学术生产的竞争力而产生的一套机制。在台湾的实践中，评鉴大致分成几个层次：
(1) 对各个大学的总体评鉴以及辖下各单位的所系评鉴，
(2) 不同学科与学门的评鉴，
(3) 对于个别学者研究成果的评鉴，而(3)的主要依据则是
(4) 针对学术刊物的评鉴。
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后二者，特别是近来SSCI与TSSCI体制所引发的争议。
在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有关文献中，SSCI体制化的共识，可能是在1999年的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会议中形成的。在会议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杜正胜教授，在〈全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学术及教学评鉴〉一文中，统合各个学门的意见，概括出了以下几点原则：
综合评估、评论以及学者公开或私下的意见，我们发现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认为研究与教学有定期评鉴的必要，唯须要建立客观的评鉴标准，才有公信力，这是一点。其次，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尤其是研究所阶段，应该具有高度的连贯性，故研究机关与大学研究所应相互为用，密切合作。第三，上述的评估与评论多认为大家所熟悉的学门分类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故积极呼吁科技整合，鼓励具有前瞻性的创新领域。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生态，我想要提出一个共同现象是，我们太勤于学习西方的理论，而忽略生产理论的知识基础；长期以来，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知识领域太狭窄，太地方化（localize），缺乏普世的或「帝国的」格局。
以上述原则为根据，杜先生提出了具体的评鉴建议。在出版的部份，评比期刊与专书，以期能进入SSCI与AHCI。……现在的学术著作主要分为期刊论文、出版专书和会议论文三类，其重要性各学门或有不同，但盱衡实际状况，应以期刊论文做为检定学术质量最主要的依据。因为够水平的期刊大抵已经确立审稿的观念，差别只在执行之彻底与否而已，专书出版的审查要求与尺度，目前我们出版界还没有基本的规范，至于会议论文，由于国内外学术会议相当频繁，该列入最后的考核依据。有了这三级等次，学术秩序才比较容易明确化。
于是，因为专书审查制度尚未确立，期刊高于专书的优先地位就此确定。在期刊部份，杜先生指出，近来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呈现其国际化的程度，多有加入社会科学征引引得（SSCI）者，这是值得鼓励的。不过，「社会科学征引引得」主要为英文著作而设，根本之道我们应该仿效他们的办法，筹办以中文为主体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征引引得」，或者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分开办理。
于是，TSSCI的制度开始诞生。由于杜先生的建议，主要涉及(1)排斥专书与(2)评鉴期刊两个部份，我们也将分为两个部份检讨。
(1)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势之下，学术书的出版正因为快速市场化而日渐紧缩，乃是明确的事实。但我们要指出，所谓专书的位阶低于期刊论文的「共识」，其实反映着这个事实、甚至乃是该一事实的产物，与审查制度是否有效毫无关系。以全球为范围观察，一方面，以往学术书出版的根本逻辑，在于观点及研究的质量及创新性。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力的重要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绝大多数都是专书。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秩序中，书的出版不只是以学术价值为主要判准，而在于是否有市场。相对而言，期刊开始崛起，其中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学术期刊大都由图书馆订阅，是事先付费，出版公司较没有投资的风险，利润也远高于图书出版。因此，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认为期刊高于专书的看法，基本上反映着市场逻辑。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当前宽广的全球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学术书籍的重要价值也并没有减低。不仅学者仍以撰写专书为体系地呈现学术工作成果的模式，学术问题也仍以专书为较为完整的处理单位，学术界更很少有人敢于贬低专书的价值。例如，在世界各地许多重点大学的人文科系中，专书的出版仍然是助理教授升等为副教授的门坎。杜正胜先生忽视这些更根本的考虑，却以客观评审机制尚未建立为理由，来贬抑专书的价值，这样的论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一本学术专书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其实学界从来就自有公断。举例而言，民国以来的史学著作汗牛充栋，虽然均未曾通过任何的审查机制，史学界对于其间的高下良莠岂没有公论？台湾目前诚然还缺乏较为完备、客观的量化计分标准，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去设法建立这种标准，却是迁就现实，贬低专书的重要性，其间的逻辑恐怕并不合理。
(2)有关期刊引文索引这套设计应该如何评价，将由其它的同仁提供更为细致的分析，本文不涉及操作机制内在性的讨论，而只集中分析它的外部效果。首先，美国公司ThomsonISI所提供的服务是针对英文出版品的，并没有包括世界其它重要国际语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马来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论其它国家语言，如德文、日文、韩文等。后进国家的学术行政体系，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统计指标的情况下，以SSCI及A&HCI作为参考，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学界要正视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特别是ThomsonISI的引文系统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务；它涵盖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并不过问是否具有学术权威。所以，连ISI生产地的美国的学术界，都不会以研究人员是否是在SSCI及A&HCI涵盖的刊物上发表为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数，来间接证明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根据我们的理解，许多人文社会的学科，会特别重视它的研究人员可以用其它语言在非英语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例如研究中国思想的研究者，如果能够用中文在大陆或是台湾的思想研究刊物发表论文，会被尊重地视为国际化的表现，而这样的机制，在台湾的学术行政设计中，却无法看到。即如台湾有相当多的学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发表著作，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鼓励，反而削足适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为发表场所，才能算是国际化。
大致言之，SSCI决定论，造成了以下并非原意所在的意外效果：
(1)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它语言出版来得重要：因为工作上的安全感，及升迁上的保证，（新进）研究人员被迫尽量用英文发表，不要用中文在本地刊物发表，或是其它非英语的重要刊物发表。在ISI刊物发表论文就等于是增强国力的简单看法，严重扭曲学术自主的发展，更使得多元国际化的契机无法出现。台湾的（公费）留学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语系的国家求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摄取多元文化资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学术英语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对这些学者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在未来降低留学生到非英语地区深造的意愿，也就减弱了台湾学界多元的生机。
(2)为了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以在地为根本关切的议题，结果无法成为研究的焦点。诸多人文社会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来必须具有强大明确的历史脉络感，如今却要遭到去脉络化，或是被淡化隐藏。同时，若是研究者必须以英语世界所熟悉的理论架构及语言来换取出版的可能性，那么长远来看，既然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掏空，人文社会科学的出版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这与近来世界学术潮流强调多元异质的走向，显然背道而驰。
(3) SSCI与A&HCI的机制，制造了学术社群中非学术性的新等级关系。有能力以英文书写、在ISI刊物中发表论文的学者，被认为是高于──虽然在甚么与学术有关、与论文内容有关的意义上「高」，始终没有人说得清楚──用本土语言写作的学者。这个机制，在效果上打击到了本土训练出来的学者，特别是文史哲人文学科。如果大家已有共识，英语的确高于一切，那么就得另有配套的措施存在，例如中文系得有足够的师资用英文授课及指导论文，国家也要先提供大笔的经费，将所有中文系的课本译成高质量的英文；同时，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理应取消人文社会学科的国内硕士及博士班，让有心取得高学位者，全部去英语世界进修，不必留在国内蹉跎。我们推出这么荒唐的结论，是要提醒制度的规划者看到制度的运转逻辑本身多么荒唐。它所造成的广泛效应，会破坏学界长期的积累。独尊英语的效应之一，是在否定台湾战后逐步搭建起来的高等研究所教育。在台湾用中文训练出来高级研究人才之后，要强迫他们用英文发表，跟留学英美以及英美的学者竞争，这不是在自我否定吗？
(4)为了弥补英语化配套机制的不足，于是特别设计出了一套TSSCI弥补。但是它在成形之后，与当初杜正胜先生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杜先生曾建议索引「以中文」为主体，但TSSCI排除了中国大陆的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缩小范围于台湾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称奇不置的，莫过于TSSCI的实际做法不啻移花接木，背离SSCI原本作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在台湾变成了一套「期刊评比」的机制：不能进入TSSCI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不能计点。期刊能评比吗？技术上或许可能。但是，学界对于刊物的评价，跟专书一样，不同的学门及专业，自有公议，不宜透过学术行政体制来排比规训，以主要涉及编务行政的形式主义计算点数，徒然在学界造成极为恶质的倾轧斗争。有权力参与评比委员会的学者，往往都是学术体制已经掌握权威的台面人物，他们往往会从自身所属学科的主流视野出发，排挤非主流的学术倾向，反对跨学科的期刊，也会以其力量所及，来阻挡具有创造力的、正在兴起的批判性刊物。不要忘了，这类刊物往往才是学术典范移转的先锋，也是开启学科对话与越界活水的契机。
(5)TSSCI评鉴制度的现行做法，最后严重伤害了跨学科的科际整合研究。正是在国科会的1999年「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会议」中，杜正胜先生征引会前会以及学界的综合意见，确立科际整合以及鼓励创新领域的原则。国科会人文处为了鼓励跨领域的研究，先后成立性别研究、宗教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次学门，后来又成立社会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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