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研究，近年在海外有异军突起之势。以往的现代中国研究多半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史料的累积、数据的堆砌乃至政治的观测，虽提供诸多信而有征的资讯，解释中国的常与变，却鲜能触及实证范畴以外的广大领域。这一现象在晚近有了改变。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及中国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并提出建构“文化中国”的可能刚。走出实证方法学的牢笼，中国人如何“想像”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他们所思所存的现在，遂成为一亟待挖掘的课题。

　　基于这样的信念，海外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探讨，也较从前展现了不同的风貌。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文学暨电影工作者还声他们的观众，运用想像、文字、映象所凸显的中国，其幽微复杂处，远超过传统标榜纯知性研究者的视野极限。

　　哈佛大学1994年出版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20th—Century China)，即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这本书辑有12篇专论，探讨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象，投射中国的面貌，而这些面貌与五四文学、电影传统所呈现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对话传承关系。合而观之，我们看到三个主要方向：乡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主体性与性别的定位问题；文字与映像组合及拆解国家“神话”的过程。

　　这三个方向相互关联。在城与乡形成的象征空间里，中国及中国人的问题得以落实演出；文学与映像所展现的多元意义网络，定义却也分化我们对主体与性别的认知；而国家“神话”的消长，必与文化事业(或工业)营造的幻象符号，互为因应。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这些学者谈的既是文化艺术媒介问题，他(她)们也意识到自身的中介地位。一反传统中国通言之凿凿、强不知以为知的权威姿态，文学及影剧学者认知所有叙述的虚拟性与权宜性。隔海看中国，他(她)们讨论从1919年五四到1989年的小说与电影，也无非是“想像”中国人“想像”中国的方法试练吧。

　　由于80年代大陆寻根文学的崛起，乡土与都市文学的对垒，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寻根文学着重乡俚风俗人物的素描，往时往事的追忆，乍看之下，只是对彼时日益滥情的伤痕文学的一种美学回应。但当社会潮流引导大家“向前看”的时期，寻根作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仅向“回”看、向“下”看，而且更要往每个人的内心里看，其所隐示的颉颃姿态，不言自明。寻根派的大将如韩少功、莫言等，也同时可视为前卫的先锋派人物，理由即在于此。

　　对海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电影学者而言，“寻根”也恰点明他们现阶段的研究方向。寻根是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传统史学所谓的探本溯源之举。从1989天安门事件看五四，这些学者毋宁更关切以下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及政治动机，主宰我们记忆过去、想像中国的形式与内容?当代的文学及电影发展，揭露哪些五四传统隐而未宣的层面?而五四传统又如何启发了1989年春季众声喧哗的局面?

　　若探寻狭义的寻根文学之根，鲁迅在20年代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与期许，足堪我们再思。乡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乡土的舞台上，作家铺陈传统与革新、农村与都会、农民与知识分子等对立主题，在在攸关中国现代化的命脉。于此同时，乡土作家也必须面临自己的局限。乡土文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乡土文学作者如何界定自己的创作立场? 是怀乡、忧国，还是自溺?远离乡土的作者如何召唤出原乡的“想像”?乡土文学曾引发多次文艺理论论争，从40年代毛泽东为“人民而写作”的号召，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再到大陆寻根文学的热潮，不是偶然。

　　准此，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可(Michael Duke)教授，分别对韩少功及莫言所作的研究，即颇有可观。湖南作家韩少功是鼓吹寻根文学的大将。他的小说如《爸爸爸》、《女女女》师承福克纳及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处，早已有人论及。刘指出韩少功与五四传统间爱恨交织的关系，才更值得细思。韩所经营的文革劫难中的中国，坐落于疯狂与理性的边缘，充斥无数身心俱残的灵魂；此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所见那个挟礼教吃人的社会，不啻相互辉映。韩的世界是个阴森古怪的渊薮，而这一想像的资源，与其说是来自西方文学，更不如说是遥指志怪及楚神话传统。韩最好的作品多以文革为题材，但他超越了伤痕文学的狭窄历史视野，为劫后的中国注入一末世景观。他从中国的现在看到了过去，又从中国的过去看到了现在。莫言是8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瞩目的大陆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如《红高粱家族》等极受读者评家青睐。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荒僻不毛的家乡幻化成神奇灿烂的土地，并另行塑造一套江湖儿女的价值系统，最是可观。但杜迈可别具慧眼，指出莫言另一部作品《天堂蒜台之歌》在乡土文学的传统上，更具引人思辨的潜力。表面上《天》书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煞似农民抗暴的老套故事。但细细读来，我们方知莫言此作实有深义存焉。他的小说在人物、情节及叙事法则上似乎回响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等人的农民小说，也因此间接呼应了毛的延安文艺讲话精神。其实不然。《天堂蒜台之歌》依样画葫芦之余，暴露当年农民文学“天真可爱”之处，并反衬后续历史发展最残酷的一面。小说一方面对当年“新中国”的乌托邦叙述，作乡愁式的敬礼，一方面却也完全颠覆了这一叙述。

　　海内外学界这几年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之一，是对沈从文其人其作的肯定。直到70年代末期，沈从文之名仍遭大陆文学史家的刻意曲解与湮没。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年轻作家学者整理他的传承谱系，才赫然重识沈从文的意义。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沉谨敦厚，但决不流于童骏性的乐观或悲观。只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桃花源意境的读者，未免低估了他对文化及人性幽秘面的探索。研究沈从文有年的圣若望大学教授金介甫(Jefferey Kinkley)认 为，沈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想像最重要的贡献，即在于他首先思考“楚文化”再生的可能。相对于北方中原文化所代表的正统政教意识，南方的楚文化历来偏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当中原(或中央)的霸权不足以诠释或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代表边陲的楚文化也许提供了另外一种出路。楚文化重神话、尚感情、富地域色彩，在理性疆界之外，另辟一幻想及潜意识驰骋的天地。当代作家如古华、韩少功、何立伟等与沈一样，出身于三湘楚地。他们把握此一认识，因此能在盛行40年的“毛文体”外，独创一不同的叙事风格。他们的写作不只是文学上的创新，尤其可视为一种迂回的、与主流对话的政治行动。而就着这许多当代楚文化作家所形成的声音，我们得以重窥半世纪前，沈从文作品中所潜藏的“边缘”政治策略。

　　同样是讨论沈从文的贡献，笔者则从另一角度，描绘沈从文原乡想像的特征及影响。沈从文的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定点，也是想像中的梦土。所谓的乡愁未必是旧时情怀的复苏，也可能是我们为逃避或了解现在所“创造”的回忆。作为一极自觉的作家，沈在自己的乡愁中看出种种原乡象征符号的循环播散。如他的《湘行散记》所示，他的故乡贫瘠落后，却正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中国乌托邦神话的起始点之一。徘徊于地理与文字、历史与神话间，沈的乡愁毕竟是中国原乡传统的一环，是一种真情，也是一种想像。当代作家如台湾的宋泽莱、李永平，大陆的莫言都能体会原乡想像的吊诡，各以不同的方式，渲染或解构乡愁的写作方法。他们为原乡文学另辟蹊径，也间接说明了“写实”作家沈从文极富现代意识的一面。

　　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两者相生相克的关系，是许多现代政治、经济研究的起点。但历来文学史的研究对城市空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城市文学的研究，显然不够积极。乡土文学固然是新文学的大宗，但是创作及消费文学者多半是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市井小民所感兴趣的俚巷戏曲、言情说部往往并不能得到“纯”文学工作者的重视。而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 落”的奇怪逻辑，也影响我们对早年都市文学资料的搜集及分析。

　　德籍学者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对上海文学文化的精心研究，因此堪称此其时也。他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上海这个城市如何发展它“摩登”的氛围、如何区分它的社会阶级秩序、如何因此助长了特殊的城市文化与文学。上海文学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兀自散发着本土的异乡情调。而饱受西潮影响的作家名流，以西方的尺度衡量本国事物，又造就一种二毛子式的双重“东方主义”论述。都会紊乱快速的气息，同时影响了都市文学的叙事节奏及观点掌握；凡此皆足以说明地缘与文化文学想像的关系。精致而世故的都市文化曾因革命而消失近30年。80年代都市文学文化随都市的复兴而重生，但能否恢复旧时风景，尚有待观察。

　　20世纪中国文学借城市与乡村两种视景，投射了公众领域内不同层次的问题。在私人领域方面，主体(对性别及意识)的自我追寻则成就一幕幕动人好戏。李欧梵教授多年以前就以“浪漫的一代”含括五四各等维新人物。他们以大胆的言行，激进的姿态，表达与传统决裂的决心，而以自我的建立作为奋斗的目标。但何其反讽的，他们自认最离经叛道的作为往往泄露了传统的影响，何尝须臾稍离。而在感时忧国的大纛下，多数五四“浪漫的一代”竟以牺牲自我、回归群体集权(大我?)，作为最终的政治依归，宁不令人心惊。当自我的追寻成为一荒谬的目标，自我的意义只能以可望而永不可及的方式，作负面的界说。这也使我们深思过去70年代自我的意涵与形式，历经了什么样的转折?为何在号称主体解构的后现代世界里，中国与中国人仍苦苦地追问“我是谁?”

　　五四一辈文艺家对主体性自我的辩难，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原来竟是有性别之分的，不能以一中性(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早在20年代女性运动即受到许多有心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不久这一为女性争地位、谋幸福的运动即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尤其当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见被有心者混为一谈后，女性运动失去了原本主体诉求的立场，成为国家“革命”节目表里的点缀。80年代大陆的女性运动者重整旗鼓，延续半世纪前丁玲、萧红的女性意识呼声，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方兴未艾的女性运动唱和。而海外关心这一现象的学者，她(他)们的问题是：80年代与30年代的中国女性意识在表达方式与诉求上有何异同?中国女性主义者要如何借鉴西方的策略而不流于人云亦云? 密西根大学的梅贻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教授针对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描写定义自我的方法，有独到见解。她不把自我当作是自足内烁的观念，而将其视为文义文本不断相互指涉、传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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