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茅盾在1921年写道：其实二十世纪初已出现了大批现代文学批评的文字。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评论文字为新文学运动吹响了号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文字大多最先发表在报章期刊上，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了旧律诗等。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使然，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结果。然而，我们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新诗、新小说和现代剧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欧洲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作用。五四前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批评作品，这些中国早期的现代文评的成果却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附庸。其实，中国新文学能够得以蓬勃发展，得力于现代批评的发展。如果没有现代批评，很难想象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成功。在一定种度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说是一次现代批评的运动。

五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完全不同于诗话，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如此说来，文学批评最终在1940－1960年代发展为政治斗争本身的工具也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早期所起的作用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限于篇幅，我们难以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通过上面对古典诗话和现代文学批评社会历史条件的简单回顾，我们希望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能有更全面的认识。重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的诉求明显地带有复兴古典文论、回归传统文学批评的倾向。但是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又使我们回想起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及其同时代的人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大变动中所面临的困惑与焦虑。传统和现代似乎是难以统一的对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似乎经历了一个循环，我们似与王国维站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王国维在四年之内写就了《〈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这两部旨趣迥异的批评著作，看来他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二元对立的两端都有深刻的理解，却又难以调和两者。也许正是由于无法解决内心深处的矛盾，无法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批评方法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才断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当然是猜测。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或许是永无答案的历史之谜。月转星移，将近一百年后，再去探寻具体的个人动机，除去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外，似乎已无太大的学术意义。不过，王国维当年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在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传统仍然是现代性的他者，现代性始终是传统挥之不去、相辅相成的对立面。

注释：

{1}例如，牟宗三对王国维的自沉就是这样看的：“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然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亦未能抓住其纲要。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遂郁闷以终，自杀了事。”《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台北，1989年，第26页。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上），第559页，中华书局，北京。
{3}宋?许■：《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上），第378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4月。
{4}王国维：《人间词话》，滕咸惠校注，第5页，齐鲁书社，济南，1981年。
{5}济若瑞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
{6}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7}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
{8}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再无人用点评式的方法进行批评知识的产生。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于1936年出版，但该著的写作时间当在二十年代，况周颐于1926年去世。钱钟书的《管锥编》继承了片段的表现形式，但是此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话。
{9}Rickett， Adele：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Critic，” i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ritic， ed. Joseph P. Strelka （University Park： The Pne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3.
{10}Ricket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Critic，” 113.
{11}Rickett， 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ix。
{12}转引自Rickett， Adele： 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7， ix.
{13}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5—289.
{1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上），第560页，中华书局，北京。
{15}参见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一期。
{16}当然现代小说并非凭空而来。阿诺德?凯特尔认为中世纪罗曼司及意大利和法国的宫廷小说是现代小说的历史源头。但是，凯特尔強调现代英国小说是十八世纪才出现的。见Arnold Kett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50）， vol. 1， 25。
{17}欧洲前现代社会的批评形式，如诗学、修辞学其实与中国古典诗话极有可比之处，但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一笔带过。
{18}Hohendahl， Peter Uwe.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52.
{19}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38.
{20}Berghahn， Klaus L. “From Classicist to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730 - 1806，” in A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ry Criticism， 1730—1980， ed. Peter Uwe Hohendahl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40.
{21}关于英国现代文论的意识形态，可参看 Terry Eagleton’s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Verso， 1984）。
{2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0－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7年。
{23}John Stuart Mill，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in Essays on Equality， Law， and Education， ed. John M. Robs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228.
{24}见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载《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225页。此外朱光潜还说，“中国人，……满足于一种实际的伦理哲学。这就可以解释，这些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悲剧。”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15页。
{25}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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