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12]有了如此繁华的大都市,如《申报》这样的报纸才有可能把报纸寄售于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糟坊、烟膏店。
绚丽多彩的租界生活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晚清的小说大都在上海出版,这些小说有相当一部分以上海为背景,书名标明上海的自不必说,如《海上花列传》、《上海游骖录》、《上海新繁华梦》,那些没有标明上海的,也每每以上海为背景、素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载于1903年至1905年的《新小说》,1906年以后出单行本,凡108回。书中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其20多年中所见所闻。书中描绘的是末世社会风情,所述“怪现状”约189件,件件都是丑现状、恶现状、坏现状。所述怪现状,不少是发生在上海的,书中述及上海市政、风俗、民情的地方甚多。小说开头的“楔子”,就是一幅上海世情画: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到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着大老倌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13](P1)
吴趼人小说中所描写的与现实是相符的,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其中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魅力,但这里也是罪恶之渊薮。李伯元:《海天鸿雪记》第一回也描述到: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遇无言,解人难索。
曾朴在《孽海花》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上海租界的景象: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乐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翰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乐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着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象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垲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到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14](P2)
洋场上的畸形繁华,不但为小说的繁盛提供了小说家和读者,同时还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上海滩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世界,为小说家提供的素材是十分丰富的,小说家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上海租界的千姿百态。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只从妓院、鸦片、经济三方面来略做分析。
首先,妓院成了小说家们关注的题材。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妓院林立,烟馆成群。消费方式存在着不良倾向。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 年代上海知县陈其元介绍,上海“夷夏杂揉,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敢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秘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15](P554),可知上海的妓院在租界的庇护下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20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就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16](P92)《海上花列传》就是以清末上海租界的畸形社会为背景,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身世遭遇为主要线索,广泛地描写了官僚、名士、商人、买办、纨绔子弟、地痞流氓等人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惨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社会的部分面貌。反映妓女生活的小说还有邹弢的《海上尘天影》、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老上海的《上海新繁华梦》、梦花馆主的《九尾狐》,均述上海妓院生活,包括妓女的遭遇、妓女与嫖客的关系。鲁迅称之为“狎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被人们称为“嫖界指南”。
其次,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的罪恶。
上海出现租界后,大批西方鸦片贩子在租界内公开出售鸦片,并转销中国各地。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商行大致有四类: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烟馆。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其中又分三种,一种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即头缠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购得鸦片后,再行零售,或转批给内地商贩,从中牟利。第三类挑膏店,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鸦片吸食者的。当时在上海最有名的当数九江路“广诚信”挑膏店,据说这里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视为烟中上品。至于烟馆,顾名思义,便是随时供人前来吸食鸦片的所在了。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开贩卖鸦片,均由租界当局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发给牌照,不问中外商人,都可以公开营业。在这一时期,烟毒泛滥,挑膏店与烟馆在热闹马路上触目皆是,其中著名的大烟店,如南城信,地址在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江西路口,陈设华丽,为全市烟馆之首。还有阆苑第一楼,在福州路,规模很大。还有四海升平楼,在福州路,楼上卖茶,楼下开烟馆。还有小广寒,在福州路,书场兼烟馆。此外,公共游乐场所也备有烟榻,随时可供人躺下吸食大烟。因为有钱可赚,所以一些菜馆、茶馆也纷纷辟出烟间,供人酒余饭后过把瘾。如四海升平楼,就是楼上喝茶,楼下做烟馆。上海的土行和挑膏店,本来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来公共租界的都搬到法租界。由是法租界成为贩毒、运毒、卖毒和吸毒的集中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头子都是依靠法租界从事贩毒起家的。
因此,当时租界内外一片烟毒泛滥,走在路上,抬头可见挑膏店与烟馆。在此公共售毒吸毒的高峰时期,上海人对于抽吸鸦片烟,认为是时髦风尚,无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大都视为交际场中的应酬品,而一上了瘾,即不能自拔,以致骨瘁形销,破家败业者,不知凡几,其毒害社会之深,莫此为甚。发表于1906年《月月小说》第四期上的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就是一篇揭露吸食鸦片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健康造成危害的小说。在小说的“引子”中作者说他在去张园听亚历山大讲演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垂毙的人绊了一交,得到他留下的一本残册,册子上面自叙一生的历史。吴趼人生活的上海,租界的鸦片罪恶震撼着他的心灵,并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再次,小说家们把视角投向了租界的经济领域。
由于租界地涉及了许多不同的利益,使之互相制约求得平衡,上海租界以“国际化”、“世界商市化”著称,这种特殊的存在及其相对安全、自由的局面,使上海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近代中国的纷乱,保持近代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等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上海城市在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军阀混战等几十年的国内混战中较少受到破坏。局势稳定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西方列强凭借军事优势打破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后,紧接着就是凭借经济优势与落后的小农经济竞争,这种不平等竞争结局不言而喻,而这种竞争在上海租界表演得最为精彩。中国在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必然强烈地触动小说作者的灵魂。1905年《绣像小说》第四十三期开始连载的姬文的长篇小说《市声》,小说否定依附洋商而致富的行径,推崇一心振兴民族工业,以与外国抗衡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市声》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解说富民强国观点的小说。
光怪陆离的上海租界是小说家们挖掘不完的矿藏,小说家们从各个方面描述了这个“国中之国”,从当时报刊上为小说所贴的标签就可以看出晚清上海小说的丰富多彩。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使产生于此的小说也有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与产生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京话日报》、《北京新报》中登载的小说仍保持传统小说的特点,而当时上海报刊上的小说已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租界里的小说家生存环境相对自由,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放眼世界。因此,他们写的小说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在借鉴西方小说的基础上,小说的艺术有所创新,使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中国小说的近代化与上海租界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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