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 |
 |
时间：2009-8-8 16:45:22 来源：不详
|
|
|
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而且，它无法被社会所保存，更无法表现为一种有社会文化意义的集体行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在他看来，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的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1]
“回忆”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争夺的对象。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样，农民——尤其是带有“小王庄”标记的农民，在王祈隆这里就成为一种卑微和耻辱的象征，面对安妮，这个具有优越的文化历史和资本的欲望对象的时候，王祈隆就彻底地崩溃了，他不能遗忘自己小王庄的出身和历史。这是王市长的失败，也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和失败。因此王祈隆/安妮就成为传统/现代冲突的表意符号，他们的两败俱伤是意味深长的。
二、蛮荒之地的精神史
当代小说对乡村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表达，肇始于“寻根文学”。韩少功、郑万隆、阿城、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对乡村文化的重新书写，使我们发现了乡村文化的另一种历史。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或运动，“寻根文学”似乎早已过去，但“寻根文学”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仍在乡村文化的不断书写中挥发着影响。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这似乎是林白为数不多的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林白似乎是在飞翔中写作，她独行侠般地天马行空如影随形。《万物花开》和她此前的作品相比，是一部变化极大的作品。这里没有了《说吧，房间》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没有了《玻璃虫》亦真亦幻的写实加虚构。这是一部怪异甚至是荒诞、完全虚构的作品。小说的人物也由过去我们熟悉的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爱，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脑袋里长着五个瘤子的古怪男孩。窗帘掩映的女性故事或只在私秘领域上映的风花雪月，在这里置换为一个愚顽、奇观似的生活片段，像碎片一样拼贴成一幅古怪的画图。瘤子大头既是一个被述对象，也是一个奇观的当事人和窥视者。王榨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地老天荒的处所，在瘤子大头不连贯的叙述中勉强模糊地呈现出来。我们逐渐接触了那些只会说出人的本能要求的各式人物，他们是杀猪的人，是制造土铳的人、是没有被命名的在荒芜中杂乱生长出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原初的生活场景中或是粗俗地打情骂俏，或是人与兽共舞。那些难以理喻毫无意义的生活在他们那里兴致盎然地过着。人的最原初的要求在这里成为最高正义甚至是神话，他们的语言、行为方式乃至兴奋的焦点无不与这个要求发生关联，它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这个类似飞翔的写作，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条清晰可辨的情节线索，它留给我们的恰似散落一地不能收复的石玉相间的珠串。
有趣的是，小说附录有“妇女闲聊录”及“补遗”。这个“闲聊录”以“仿真”的形式记录了王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谓事件同样是一些琐屑得不能再琐屑的生活片段，同样是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日常符号。但在小说中却有了“互文”的作用：正文发生的一切，在“闲聊”中获得了印证，王榨的人原本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我看来，这是林白一次有意的艺术实验和冒险。她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需要走出常规，需要再次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在这种挑战中她获得的是飞翔和独来独往的快感，是观赏万物花开的虚拟实践，她面对的是乡村古老或亘古不变的精神史，是具像的模糊表达形上真实的一次有效实践，它可能更需要艺术勇气和胆识。
张炜是书写大地的当代圣手，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理想主义作家。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乡村乌托邦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宿地，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一直是他持久固守的文学观念。这一“张炜的方式”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粹主义传统，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对现代性的某种警觉和夸张的抵抗。但是，从《能不忆蜀葵》开始，张炜似乎离开了过去城市/乡村、理想/世俗僵硬的对立立场，而回到了文学的人本主义。
他的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是一部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本文：一个乡村美丽丰饶的女子刘蜜蜡，经历重重磨难，浪迹天涯，最终与青年时代的情人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在刘蜜蜡漫长的逃离苦难的经历中，在她以身体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刘蜜蜡以自己的身体揭开了“隐藏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当然也包括张炜过去的部分小说，中国乡村和农民都被赋于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乡村是纤尘不染的纯净之地，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天然群体。这一叙事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其依据已经隐含在20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但《丑行或浪漫》对张炜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超越。尽管此前已有许多作品质疑或颠覆了民粹主义的立场，但张炜的贡献在于：他不再从一个既定的理念出发，不是执意赞美或背离过去的乡村乌托邦，而是着意于文学本体，使文学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展示与人相关的性与情。于是，小说就有了刘蜜蜡、雷丁、铜娃和老刘懵；就有了伍爷大河马、老獾和小油矬父子、“高干女”等人。这些人物用“人民”、“农民”、“群众”等复数概念已经难以概括，这些复数概念对这不同的人物已经失去了阐释效率。他们同为农民，但在和刘蜜蜡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刘蜜蜡的“身体”关系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小说超越了阶级和身份的划分方式，而是在乡村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差异上，区分了人性的善与恶。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小说的内部结构上，它不仅以刘蜜蜡的身体叙事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敞开了乡村文化难以察觉的隐秘历史。特别是对小油矬父子、伍爷大河马等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张炜对乡村文化的另一种读解。他们同样是乡村文化的产物，但他们因野蛮、愚昧、无知和残暴，却成了刘蜜蜡凶残的追杀者。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仍然停留于蛮荒时代，人最本能又没有道德伦理制约的欲望，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和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张炜在这里并没有将刘蜜蜡塑造成一个东方圣母的形象，她不再是一个大地和母亲的载意符号。她只是一个东方善良、多情、美丽的乡村女人。她可以爱两个男人，也可以以施与的方式委身一个破落的光棍汉。这时的张炜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批判性的同时，不止是对城市和现代性的批判，而首先批判的是农民阶级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对人性内在问题的关注，对性与情连根拔起式的挖掘，显示了张炜理解乡村文化和创造文学所能达到的深度。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刚一出版，在批评界就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狂想的方式在当代背景下书写了乡村另一种蛮荒的精神史。《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但它更是一段我们熟悉并且亲历的过去：故事的发生地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村民虽然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但浑然不觉其乐融融。女红军茅枝婆战场负伤掉队流落到这里后，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几乎经历了农村革命的全过程。但在“圆全人”的盘剥下，受活庄仍然一贫如洗。茅枝婆最后的愿望就是坚决要求退社。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总把自己和政治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柳鹰雀副县长带领受活庄人脱贫的当代故事。苏联解体的消息，让他萌生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致富门路——从俄罗斯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为筹措“购列款”，柳县长组成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里亚特》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荒诞历史的某个方面。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这是艺术想象力的无穷魅力。
对历史的书写，就是对记忆的回望。那段历史在时间的意义上是“现代”的，但在精神史上，它仍然是蛮荒和荒诞的，对这段荒诞的历史，阎连科似乎深怀惊恐。不止阎连科，包括我们自己，身置历史其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历史的残酷性，我们甚至兴致盎然并且真诚地推动它的发展。但是，当历史已经成为陈迹，我们有能力对它做出反省和检讨的时候，它严酷和惨烈的一面才有可能被呈现出来。当它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惊恐就化为神奇。这个神奇是杰出的艺术表现才能所致。我们发现，在小说中阎连科汪洋恣肆书写无碍，但他奔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方式，并不是为了求得语言狂欢的效果，恰恰相反的是，那些俗语俚语神形兼具地成为尚未开蒙的偏远和愚昧的外壳，这个独特性是中国特殊性的一个表意形式。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在融入现代的过程中，它不可能顺理成章畅行无阻。因此，《受活》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阎连科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止是来自历史的残酷性和全部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当然，阎连科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茅枝婆”、“柳县长”、“绝术团”、“购列款”，可能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中，但它就像这本书夸张的印制一样，让我们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的真相。阎连科曾经写过《耙耧山脉》、《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优秀作品，他的苦难感和悲剧感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格局中独树一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受活》因对乡村蛮荒精神史的逼真再现，从而使他走进了中国当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
三、 抵抗现代的权力意志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当乡村文化遭遇了现代文化之后，它因家族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培育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妥协和再造。因此，乡村文化和家族宗法制度中的权力意志就和“现代”构成了对峙甚至抵抗关系，在本质上它是反现代的。
上个世纪末，作家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部作品的发表在批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小说是对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画图。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他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洞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