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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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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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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格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乡村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事实上，呼天成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乡村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理论，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乡村文化中盲从、愚昧、依附、从势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乡村农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的经典场景就是用一“贼”字对几百口人的震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通过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一个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亦或恐惧？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而止步于遥远的乡村文化传统。
董立勃《白豆》的人物和故事，也许并不是发生在典型的乡村中国，但边陲军垦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另一种延伸和接续。那里的等级、权力关系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人物是农工和被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一如我们常见的乡村经典场景。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的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吴大姐虽然是个媒妁角色，但她总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年轻女性以胁迫和压力，她以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了白豆和胡铁、杨来顺的关系之后，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
胡铁不是白豆的强暴者，但当他找到了真正的强暴者杨来顺之后，本来可以洗清冤屈还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罗“首长”却宣布了他新的罪名。也就是说，在权力拥有者那里，是否真的犯罪并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对“犯罪”的命名。胡铁在绝望中复仇，也象征性地自我消失了。在《白豆》里，权力/支配关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本质关系。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铁的悲剧仅仅理解为权力/支配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间暴力是权力的合谋者。如果没有杨来顺图谋已久的“匿名”强奸，如果没有杨来顺欲擒故纵富于心计的阴谋，白豆和胡铁的悲剧同样不能发生，或者不至于这样惨烈。因此，在《白豆》的故事里，权力和暴力，是人性的万恶之源。在乡村文化的结构里蕴涵着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是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是严重。
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涵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如果说50年代机器隆隆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乡村文化对现代文明还怀有羡慕、憧憬和期待，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声和无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则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和困境。但是就在乡村文化风雨飘摇的时代，重返自然却成为“现代”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追随“现代”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永远滞后就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吗？这显然是我们尚未明了的文化困惑。
注释：
[1]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载《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把版，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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