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所发现，在他们的表达中越来越急切和尖锐，而且它同样被文学家强烈地感知。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以形象的方式被表现的越来越突出，这种反差和不平衡，不止是城乡的空间物理距离，或者是城乡现代化水平和物资生活的天然差距。而是说，在整体上仍然是欠发达的中国，乡村潜隐的文化问题可能仍然是中国最本质、最具文化意义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速度的时代，中心城市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发达国家和地区享受的物资、文化生活，在中心城市几乎已经无所不有，发达国家的生活图景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甚至还没有告别“前现代”的生活，在极端化的地区，由于土地征用、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生存境况甚至比现代化的承诺之前还要恶劣。因此在当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时间：一种是都市快速奔涌的现代化时间；一种是乡村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传统时间。这两种文化时间在表面上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在近期小说创作表达出的文化精神来说，却是“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或冲突。或者说乡村对现代化的渴求，具有历史的合目的性，但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整体危机和矛盾。这与中国还没有完全蜕尽乡村传统的文化形态现状有关，当然更与文化传统延续、接受和导致的文化统治有关。因此，当下小说创作所揭示、表现的问题，也就具有了民族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一、乡村身份和精神危机
　　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表达一开始就是犹疑和不确定的。比如在鲁迅那里，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农民形象，他们是愚昧、病态和麻木的，这些“前现代”
　　的人物形象蕴涵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诉求。但是，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的表达中，乡村的质朴、悠远和诗意又跃然纸上，它几乎就是一首韵味无穷的古老歌谣；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乡村生活几乎就是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那里既粗俗又纯净，既寂寞静穆又趣味盎然；到赵树理那里，由于第一次塑造了中国乡村健康、生动的中国农民形象，乡村的神话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进一步得到放大。因此，对乡村中国的颂歌几乎就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曲。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由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农民、乡村的歌颂甚至就是道德化的。因此，一方面，中国乡村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近一个世纪文学历史叙述中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却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越发显得扑朔迷离。或者说，由于时代的变故，乡村文化由于在全部文化传统中的稳定性，它显示出了多重的功能和可能。
　　乡村身份在革命话语中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个身份由于遮蔽了鲁迅曾经批判的劣根性，而只是抽取了它质朴、勤劳以及和革命天然、本质联系的一面。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军人。知识分子阶层被排斥的主要依据也是因为他们和农民巨大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但是，接近现代社会之后，乡村身份遭遇了危机。如果说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在精神和情感迈进“现代”还为时过早而遭到了压制的话，那么，30多年过后，1982年路遥的《人生》的发表则适时地反映了乡村进入现代的精神危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巧珍一边，对高加林走进“现代”的要求诉诸于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而未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和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之后，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偏向了巧珍而斥责高加林。如果说那一时代的美学原则还含有鲜明的道德化意味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在表现乡村文化的作品中，却明确地感知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危机。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地涌进了中心城市，他们成了城市强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或其他行业的“淘金者”。但是走进城市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因此，走进城市的乡村文化是小心翼翼甚至是胆怯的。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精神向度：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屏蔽的同时，那些乡村文化的负载者似乎也准备了随时逃离。
　　刘庆邦在近期的小说中，格外关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到城里去》和《神木》表达的都是农民与“现代”关系的焦虑、困苦和绝望中的坚忍与挣扎。《到城里去》甚至成了一种战斗的姿态，城里仿佛就是农民改变命运唯一的归宿，是前现代向现代过度的唯一途径，但是这个途径是那样漫长和遥远；《神木》还是一群“走窑汉”，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新的世风，对离开土地的底层人同样有观念和心理上的影响，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时代特征的关系变化，同一阶层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以及与欲望之间的关系，都被作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十五岁的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文化危机的无可避免。
　　青年小说家吴玄的《发廊》和《西地》也是表现乡村危机的小说。《西地》：西地本来没有故事，它千百年来就像停滞的钟表一样，物理时间的变化在西地没有任何痕迹。西地的变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家庭的变故得到表达的。如果按照通俗小说的方法解读，《西地》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吴玄要表达的并不止是“父亲”的风流史，他要揭示的是“父亲”的欲望与“现代”的关系。“父亲”本来就风流，西地的风俗历来如此，风流的不止“父亲”一个。但“父亲”的离婚以及他的变本加厉，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他偷卖了家里被命名为“老虎”的那头牛，换回了一只标志现代生活或文明的手表，于是他在西地女性那里便身价百倍，女性艳羡也招致了男人的嫉妒或怨恨。但“父亲”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他在外面做生意带回来一个女人。“带回来”这个说法非常有趣，也就是说，“父亲”见了世面，和“现代”生活有了接触之后，他才会把一个具有现代生活符玛意义的女人“带回”到西地。这个女人事实上和“父亲”相好过的女教师林红具有对象的相似性。林红是个“知青”，是城里来的女人，“父亲”喜欢她，虽然林红和“父亲”只开花未结果。但林红和李小芳这两件风流韵事，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父亲”对“现代”的深刻向往，“现代”和欲望的关系，在“父亲”这里是通过两个女性具体表达的。但最终使“父亲”仍然与现代无缘而死在欲望无边的渴求中。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在《发廊》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演。故事仍然与本土“西地”有关。妹妹方圆从西地出发，到了哥哥生活的城市开发廊。“发廊”这个词在今天是个非常暧昧的场景，它不仅是个美容理发的场所，同时它和色情总有秘而不宣的关系。妹妹和妹夫一起开发廊用诚实劳动谋生本无可非议，但故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发廊因为可以赚钱，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开发廊，当做了妓女可以更快地赚钱的时候，方圆居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好。贫困已经不止是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它也成了一种生存哲学。妹夫李培林死了之后，方圆曾回过西地，但西地这个贫困的所在已经不能再让方圆留连，她还是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城市对乡村文化来说虽然对立，但“现代”的巨大诱惑和对其不能遏止的渴望，乡村文化悲剧的双重引力。
　　200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在读过了许多“官场小说”之后，再读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我相信有过官场经历和官员身份的人，既可能心情舒畅也可能忧心忡忡。原因是，在过去的官场小说中，官场几乎就是人性的墓场：尔虞我诈、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最后，或者亡命天涯或者苦海余生。这些小说在“反腐败”的主流话语或生活的浅表层面，确实获得了固若金汤的依据。但它的文学性始终受到怀疑，总让人感到文学力量的欠缺。这与这些小说对官场生活追问的不彻底、对人性深处缺乏把握的能力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些小说看到的还只是官场奇观，或者是夸大了的畸形黑暗的生活。邵丽的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也描摹或书写了官场人生，但这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孰绝望的写真和证词。
　　小说的主角王祈隆，是一个传统的农家子弟，他在奶奶的教导下艰难地成长，终于读完大学，并在偶然的机遇中走上仕途。他并不刻意为官之道，却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市长。这个为世俗社会羡慕角色的背后，却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苦衷和内心的煎熬。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或幸福与否，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评价，外在的评价只能部分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已经获得满足的时候，其他方面欠缺就会强烈地凸现出来。王祈隆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实现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未能忘记的文化记忆的巨大反差。王祈隆先后遇到了几个青年女性：旧情人黄小凤、妓女戴小桃、大学生李青苹和名门之后安妮。如果小说只写了王祈隆与前三个女人的关系，也就是并无惊人之处的平平之作。王祈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克制，与常见的文学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但邵丽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她处理了王祈隆与安妮的情感过程。
　　王祈隆与安妮都是当下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按照一般理解，他们的结合是皆大欢喜情理之中。但面对安妮的时候，王祈隆有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脚上的“拐”——那个“小王庄出身”的标记，是他深入骨髓的自传性记忆。这个来自底层的卑微的徽记，即便他当上市长之后仍然难以遗忘，难以从心理上实现他的自我救孰。他见到安妮就丧失了男性功能，而面对相同出身的许彩霞他就勇武无比。文化记忆的支配性在王祈隆这里根深蒂固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区别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公众场所的个人记忆也有助于维系人与人的关系，如亲朋、婚姻、同学会、俱乐部关系，等等。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记忆的公众处所大至社会、宗教活动，小至家庭相处、朋友聚会，共同的活动使得记忆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回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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