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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

时间:2009-8-8 16:45:24  来源:不详

       从九十年代未期起,国内学术界似乎兴起了一个对于阶层及品味文化的热潮,一系列有关方面的译者陆续出版,例如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 (Class: A Guide Through American Status System)、及《恶俗》(Bad or the Dumping of America)、詹姆斯·曼(James Man)的《品位》(Crass)和陈少珙(Machale Chen)的《阶层》(Class)等(1)。
  有此现象出现,一方面可能与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风气传入国内有关,使国内学者对于这类生活格调的课也作较严肃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陈少洪一书指出,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以后,拜金主义开始出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阶层,并带来了生活格调的变化(2)。
  有关阶层与生活格调的研究,既可以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但亦可以透过把文学作品当做文本分析,从中处理出一些头绪来。
  八十年代冒起的年轻女性作家王安忆,被王德威称为现代海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擅于对「海派」市民风格作重新塑造(3)。她的作品如《纪实与虚构》及《长恨歌》等,均能对上海市民生活作细致的描写。事实上,王安德在《长恨歌》中,已经花了部分篇幅向读者介绍六、七十年代上海淮海路上少女的生活格调,而其在近作《妹头》中,就更对文革时期淮海路上少女的摩登格调作出发掘,让读者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物质贫乏、风气保守的年代,淮海路上的少女,仍然可以凭借着她们细密的心思,把上一代的布尔乔亚风华传承下来。


二  

      王安忆对六、七十年代淮海路的偏爱,在于那里女孩对于摩登与美的心思和追求,在《长恨歌》中:「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以及「在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直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4)。
  王安忆欣赏那时的淮海路少女,就是她们在那困难的时期,仍能挖尽心思去追求那点滴之美。而她在《妹头》中,就更直接地指出淮海路是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方,小说内的两名女角妹头和玲玲均住在淮海路上的弄堂,王安忆说:「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再不济,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5)。
  淮海路即民国时期的法租界霞飞路一带,李欧梵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富异国情调,霞飞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有各式各样风格的精致市郊住宅、教堂、墓地、学校、法国公园、电影和咖啡馆(6)。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上海市中心区是由外滩、南京路、霞飞路及四川北路等金融、商贸集中路段为范围。这些地区是近代上海都市经贸活动的心脏、购物中心和娱乐世界
  有着这个背景,淮海路可以成为王安忆笔下六、七十年代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区便不难理解。不过,需要留意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上海的市民生活开始根据社会主义改造方向趋向大众化,即是指劳动人民化,是以低收入低消费作为市民生活。至六十年代初因资源缺乏而形成上海市民的困难生活时期。至七十年代未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社会逐步走向生活改善,上海人开始追求「吃好穿好」(8)。
  但对于王安忆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却比文化大革命以后追求「吃好穿好」的上海来得有格调。在《长恨歌》中,主角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成长于文革以后,王安忆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评价却低了很多:「薇薇她们的时代,照王琦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甚么都在恢复,甚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9)。
  王安忆所谓的「恢复」和「回来」,相信就是指昔日上海霞飞路(即淮海路)的摩登与繁华,不过,王安忆所见文革以后回来的却是虚有其表的摩登与繁华,因为,王安忆在《妹头》中就透过男角小白眼里的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头的少女模样来与六、七十年代的来相比,所见的都是令她失望的模样:「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她们一律穿著最为时尚的衣着。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是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10)。
  看上来,王安忆似乎有点怀旧的倾向,总觉得新不如旧,七十年代未期以后,上海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人都可以追随潮流,倒使她觉得街头上每位少女的面貌有如复制一般,没有性格,亦失去了当年淮海路上摩登少女的风采。王安忆有着如此感觉,主要是因为她在上海生活得太久,她对上海的观察,已经是从感性上出发,而不是从知性上着手,她在《寻找上海》一文中指出:「现在生活却是如此的绵密,甚至是纠缠的,它渗透了我们的感官。感性接纳了大量的散漫的细节,使人无法下手去整理、组织、归纳、得出结论,这就是生活得太近的障碍。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也觉得不对,却不知不对在那里。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乡音,一种口味。……脸型是感性最初摄取的印象,它直接为视觉接受。而在略为成年以后,感官发育得更为深入,便被另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所吸引。这些事物,往往是含混的,模糊的形骸,边缘渗入在空气里,于是,这里和那里,就连成了一片,它们形成了一种叫氛围的东西」(11)。
  王安忆所说的「氛围」,意思较为模糊,未能作出明确的了解,或许是她认为以前上海每条街的人都有着他们不同的生活格调,由于格调的不同,自然也形成了每条街的人都有着不同的面貌,以至是有着不同的气质。 事实上,王安忆是认为人的气质是需要经过培养出来的,而培养气质的方法,就需要由日常生活格调来培养的。在这方面,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薇薇的面貌及气质作描写时,已道出了她在这方面的观点:「薇薇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琦瑶的眉眼,可那类眉眼是要有风韵和情味作底蕴,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而薇薇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12)。
  薇薇出生于1961年,成长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如前所述。王安忆认为那个年代成长的少女变得粗鲁了,亦是因为缺乏学习和培养风韵与情味机会的源故。至于《妹头》中的女角妹头和玲玲则是成长于六十年代,在王安忆笔下,她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例如妹头,她自小便经常受到家人的责打,但这责打却使妹头学习了做中等人家的教养,这教养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经验和成规。故妹头成长后便成为一个聪明、能干、有风度、又有人缘的小女人(13)。
  妹头的相貌是瓜子口面、杏眼、薄唇、和尖下巴,王安忆指出:「妹头的长相称得上完美,没甚么可挑的。但妹头的好看不是风头很健的好看,因为缺少了一点光彩和气度,也是和她的聪明才智一样,在小圈子里算头挑。不过,妹头好看不好看,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不人云亦云」(14)。这正是因为妹头自小便受到中等阶层的生活学习与训练,建立了一套生活格调,故此能有自我的生活美学及办事能力,在整部《妹头》,王安忆在很多细节中都向读者介绍了妹头在这方面的能力。这亦正是王安忆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格调,并不是后来上海的少女人人都像复制一样追赶潮流。
  玲玲亦是在文革时期成长于淮海路,在那个时期,玲玲闲在家里没事干,便把心思全都花在打扮之上。在文革未期的玲玲,在久经钻研之下,已经甚为懂得装扮之道。文革未期,女性在服饰上的风气还很保守,但玲玲却是懂得在稳中求变,比如?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褔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衭子却较阔,还有灯芯绒外套以条纹组成图案,有些类似猎装(15)。衣着当然是显现一个人个性和风韵的最佳途径,玲玲一身稳中求变的装扮,正好显出她是花过心思的,王安忆最爱看见的,就是这类淮海路上的女性。
  同样地,在《妹头》中其中一个甚为值得留意的女角「七O届的拉三」同样是住在淮海路上的弄堂,她的外型是平肩、高腰、长腿的身型、面型似欧洲人、肤色偏深,总要穿紫红色调的衣服,是学校里的风头人物,在淮海路的弄堂里,七O届的拉三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但她的日常生活却能比其它人显得优雅,王安忆认为,淮海路上的少女总是有着能把浮华与家常调和起来的素养(16)。
  继承着民国时期霞飞路上的摩登与浮华,六、七十年代的淮海路上少女仍然有着以往的风华,正如王安忆在<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一文中所说:「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有落后腐朽的征兆。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这些亮丽的男女,走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17)。
  如此看来,王安忆似乎很喜爱怀旧,在她眼中,淮海路上凡落后和腐朽都是亮丽。但更有趣的是,王安忆是用落后腐朽来形容「摩登」这两个字。李欧梵教授曾经说过:「在风行一时的五四用语中,变得『摩登』首先意味着要变得『新』(18)。在民国时期,最新的人和事都称为摩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摩登已成为落后与腐朽,不过,王安忆却认为它仍然亮丽,这就是为何她喜爱怀旧的原因,亦是为何她特别喜爱淮海路的原因,因为在上海,只有淮海路才能把这些摩登停留下来。


三.

       王安忆特别喜爱淮海路上的人(特别是女孩),就是因这些人与其它地区不同。在《妹头》中。王安忆就花了很多篇幅来比较淮海路与其它地区的女孩之间的分别。妹头在毕业后,分配到一家中型国营羊毛衫厂里当质检工,她的师傅是一个美丽的苏北女人,肌肤丰腴,面若桃花。不过,苏北人在民国时期早已被上海人歧视为次等居民,苏北人在上海人眼中一般都较穷、较蠢、操低贱的工作(19)。妹头师傅虽然长得美,但到底都不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因此,她的行为与生活与妹头都不同。
  就以饮食习惯为例,师傅吃的一律都是红烧的食物,上着浓浓的酱色,并且烧得烂熟,这与妹头家里吃惯清淡的食物有所不同。师傅爱吃那类食物,也烧给妹头吃,虽然与妹头日常吃惯的不同,但因为妹头在羊毛衫厂经过体力劳动工作,出力出汗,这样厚味食物倒使她胃口大开,再加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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