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并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关键词：《红楼梦》 《圣经》 女性悲剧  女性主义  福柯  话语

 一、大哉问
    从西安出发，驱车北行三百多里，便来到号称“东方麦加”、中华“天下第一陵”的桥山脚下的黄帝陵。在这炎黄子孙落叶归根、祭祖认宗的圣地，随着鱼贯而入的拜谒的人流，伫立在轩辕庙的大殿前，“人文始祖”四个大字赫然跃入眼帘。睹文思史，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沉甸甸的四个大字：它告诉你中华文明的历史由这里开始，炎黄子孙的涓涓血脉从这里流淌；但是它也不经意地告诉你同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的祖先仅为男性，我们历史的血统中只有祖考而没有祖妣。尽管在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里有“嫘祖为黄帝正妃”这样明确的文字记载，并传说她为我们民族发明了养蚕织锦技术，但也许是我们民族的后裔过于健忘，在煌煌我祖的祭祀之处，人们竟然找不到对我们这位可爱的祖母的任何铭记和追思。
    其实，这种“祖妣的缺席”，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概莫能外。在西方文化中，夏娃不过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而且《创世纪》中的上帝是“他”而非“她”，其不也正是按男人形象设计而非女人形象设计的吗？因此，“祖妣的缺席”实际上乃是我们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跨文化的普世性的缺席。然而，以余之见，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种缺席却尤难理解和原谅，因为较之西方文化，始源意义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更富“性文化基因”、“性文化根脉”的文化，依此逻辑，女性理应在中国文化中居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君不见，“《诗》始《关雎》”，《关雎》以“君子好逑”开篇，“好逑”者，男性之佳偶也，窈窕之淑女也，而非《荷马史诗》中的“单打独斗”的“英雄”。“《易》基乾坤”，“乾”者男道也，“坤”者女道也，这意味着《易经》坚持并非男性的上帝而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出宇宙。除此以外，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有那位洞明世事而又不失童真的老子，他不仅声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童言无忌地直白世界的一切殖根于女性的母体，而且勇于为“守雌”、“尚柔”的女性话语申辩和正名，而使自己堪称为人类第一位女性主义哲学的代言人。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回中国文化中女性最终失语的命运，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也即中国历史愈往后发展，其文化愈被无情阉割，其文化中女性特征愈渺焉不清。以至于在中国文化中，女性的命运就像身系和亲使命而远嫁异国他乡的王昭君一样，其结果却是“独留青冢向黄昏”，留给我们的只是塞北荒漠上默默无闻的一抔黄土；或者更有甚者，就像黄帝的正妃嫘祖一样，虽贵为中华始母，不但不能死后安葬于黄帝之侧，甚至于连其“青冢”身置何处都无迹可寻，简直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干干净净、消失的荡然无存！
    从这一切中你就可以得知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壁立千仞的伟大。《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作者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人所皆知的事实出发，天真的有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发现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质询我们的历史为何要将“真事隐”而将“假语存”；《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生逢男权趋于极致的“乾隆”盛世，作者使我们从男性独白的宋明理学重新回到阴阳缠绵发生的《易经》，也即从业已“文胜质则史（饰）”的伪文明重新回到“大荒”、“无稽”的《山海经》时代的元文明，为我们发出了“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的这一振聋发聩的大哉问。
这既是一种具有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精神的追问，又是一种具有海德格尔德存在主义精神的追问。经此对人类始源性存在的追问，《红楼梦》告诉我们，人类是从“情根峰”（“青梗峰”）被抛于世，我们“来自情天，去自情地”，从而由此出发为我们破天荒地开辟出既有别于“大仁者”谱系，又不同于“大恶者”谱系的一种邪恶交赋的人类历史的 “第三谱系”，即对历史的书写由“宏伟叙事”转向卑之无甚高论的“小说”，同时，“作者发无量愿，欲演出真情种”，其书写对象也由于万众仰视的千古圣贤转向“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不肖情种。
    看似“满纸荒唐言”，然却“其中有真味”。一方面，《红楼梦》的真正意味体现为，其乃是对彪炳千年的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也就是说，其借“贾雨村”（“假语存”）之口，无情披露和宣判一部道貌岸然的中国历史，其实却是一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一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一部弱肉强食的拳头文化的历史，用枪杆子书写出的刀光剑影的历史。另一方面，《红楼梦》的真正意味还体现为，在这种对历史去蔽的同时，作者通过对历史的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根本性还原，而使历史深深掩埋的真正本源得以如如呈现。这种历史的真正本源即“宝玉”、“黛玉”之“玉”，而这种“玉”按王国维的解释，即形而上的、无限的男女之“欲”。其之所以为形而上的、无限的，乃在于其并非与个体生存而是与整个族类的永远之绵延有关，从而该男女之欲不仅作为人类生命发生的“大欲”和“原欲”，而且它也是世代相生、绵延至今的人类历史精神至为真实的体现。
    一旦“大旨谈情”，一旦男女之情欲在人类历史中被作为正史而得以真正肯定和彪炳，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几千年的所谓“英雄史”的隐退和终结，而且意味着被二十四史所遗忘，被传统文化所过滤掉的女性第一次光彩照人地亮相于历史舞台。这就为我们合盘托出了《红楼梦》一书的真正主题。《红楼梦》的主题，并非一如《三国演义》诸书那样为二十四史中业已浓墨重彩的男性英雄狗尾续貂，而是一如作者在首回中所一语点明的那样，宣称“闺阁中历历有人”而要“使闺阁昭传”。这样，不是作为避之犹恐不及的所谓红颜误国的“祸水”和“异类”，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真正大写的“人”，女性开始破天荒地被载入其从未染指的人类历史的正史的正文。“这个妹妹我曾见过”。是的，《红楼梦》里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所说的话其实没有错：这个妹妹和我是那样的陌生，但同时又是那样的似曾相识、那样的一见如故，因为忆往昔，我们曾在汩汩的西方灵河中一同共沐爱河，相濡以沫，只是后来一支欺瞒成性的史笔将这一段旷世奇缘无情隐去。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曹雪芹，正是曹雪芹，通过他笔下的睥睨一切而又无比痴情的贾宝玉，使我们终于睁开了自己蒙蔽了数千年的眼睛，使我们犹如释迦牟尼在城门看到的人类的生老病死，犹如海德格尔在“向死而在”中看到了我们的真正本己，从“太虚幻境”走进群芳吐艳的“大观园”，如梦初醒地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生命中久违的“另一半”的实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旧约全书》是西方文化中的一部《圣经》的话，那么《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圣经》；如果说《旧约全书》的伟大在于它使我们无家可归的人类最终发现了大写的“你”的存在的话，那么《红楼梦》的伟大则在于它使我们无家可归的人类最终发现了大写的“她”的身影；如果说《旧约全书》中来自神谕的最高启示是告诉我们要“爱你的邻人”的话，那么《红楼梦》中来自神谕的最高启示则是告诉我们要“爱你的女人”。二者都表明了人类历史最终到了它的梦醒时分，二者都体现出了对人类生命的终极来历和意义的穷究不舍的追寻，所不同的是，由于后者尚未脱却我们自己活生生的人的身体，这种追寻较之前者不仅更为亲切可感，而且也更为彻底根本。这同时也意味着，较之《旧约全书》中的“你”来说，《红楼梦》中的“她”所背负的生命十字架也更为沉重，“她”的悲剧是由更多的罪恶、更多的血泪书写而成。

二、女儿悲
正如任何神圣都是通过亵渎神圣得以彰显那样，《红楼梦》亦如此。长歌当哭，其对女性神圣的讴歌乃是对女性深重苦难的哭诉，其既是为女性树碑立传之作，又是之于女性现实悲惨命运的一曲无比凄美的挽歌。
这是一种“焚琴煮鹤”的悲剧，一种将理想的美在现实中无情撕碎和彻底毁灭的悲剧。
一方面，《红楼梦》的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女性无与伦比的惊世之美，以致于这些红尘中的女子成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如一一掇拾，这种惊世之美体现在诸如以下几个方面：
如容貌之美。在曹雪芹的笔下，大观园的女子几乎都有鱼沉雁落的天姿国色。黛玉“病如西子”，宝钗“容貌丰美”，探春“俊眼修眉”，风姐“粉面含春”，平儿是“美人坯子”，鸳鸯生得“水葱儿似的”。怨不得“云想衣裳花想容”，人称“园中诸女，皆有如花之貌”，并以奇葩鲜花喻红楼群芳，以至于护花使者宝玉发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这样的感叹，以至于采花大盗呆霸王薛蟠一见黛玉，霸气全无而竟为之“酥倒”。
如性灵之美。 读《红楼梦》你会发现，大观园的女子不仅“秀外”而且“慧中”，其个个都是秉灵心慧性、如兰气质而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如黛玉“孤芳自许，卓尔不群”，宝钗“从容大雅，望之如春”，迎春“温柔沉默，观之可亲”，探春“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湘云“锦心绣口，满腹文章”，妙玉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之慨”，还有那个“命如纸薄”的晴雯，虽卑为奴婢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以喻其贵”。我们看到，也正是这种灵性之美，使曹雪芹不仅以世间最瑰丽的花喻大观园的女子之貌，而且断然把诗的高贵留给这些女子的灵魂。也就是说，《红楼梦》中的女子之所以个个都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个个都是诗思盎然的诗人，恰恰是由于与那些只会写诗的男人不同，她们本身就生活在诗中，她们的芳魂就是用诗笔挥就而成的。
再如才能之美。“女子无才便是德”似乎已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不易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一如坚持“女人的进化程度比男人低”的达尔文心目中的女人，其生来只配做那种类似于蜜蜂和蚂蚁的本能性的劳作。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通过诸多脂粉英雄在男性世袭的“齐治”领域一展英才的描写，这一偏见却被彻底推翻了。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我们看到了有“凤辣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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