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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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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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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王熙凤是如何快刀斩乱麻，如何令行禁止，其组织才干令“合族中上下人等，无不称赞”。在“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中，我们看到作为“改革家”的贾探春又是如何的大刀阔斧地引入“目标管理”，在积弊难返的贾府双管齐下地推行“开源”和“节流”之举。此外，在宝玉《诡婳词》中，我们还看到那位美女将军林四娘，其是如何受命危难之际率领女将勇赴疆场，而使那些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满朝文武颜面扫地，乃至为我们留下了“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样不无黑色幽默的历史质疑。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红楼梦》一书前所未有的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全方位和立体感的美，然而，对于作者来说，为其高标特立的女性真正的美，实际上与其说是体现在其容貌、性灵、才能等等方面，不如说是最集中地体现在女性之于男女之爱情一往而深、无比执著的追求之中。正是基于后者，才使女性代表了人类真正纯真的情种，才使女性与阴阳缠绵发生的宇宙大生命生死相遇，才使女性成为汤显祖所谓的“有情之天下”的至美的象征。同时，也正是基于后者，才使作者曲尽笔墨、披肝沥血地为我们谱写出一部绮丽无比和千古难醒的红楼之梦。
因此，在《红楼梦》里，有主人公黛玉倾其一生的眼泪为报答宝玉的雨露之恩而“还泪”的传奇，有带发修行的槛外人妙玉纵有千年的铁门槛却挡不住其苦觅知音的故事，有思慕柳二郎的烈女子尤三姐义无反顾地以身殉情，有丫环鸳鸯对威逼利诱的所谓鸳鸯偶的以死抗争。这些红楼女子的人生遭遇不仅令人可感、可叹和可佩，而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于情感的矢志不二、誓死不渝可令天下为之共哭，可令鬼神为之动容，并使那些自诩“人情练达”但却“二三其德”的须眉丈夫一个个相形见绌。故而在曹雪芹的笔下，我们除了看到其对“痴情女”的无上礼赞外，还看到了其对作为“无情兽”的男性的大力鞭笞：与女性对其生命的另一半无比忠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性则把其生命的另一半视作为猎艳的猎物、泄欲的对象和播种的工具。其“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候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红楼梦》这一人性的描写，不仅针对着有“中山狼”之称的孙绍祖，而且同样也适于诸如人面兽心的贾珍、贾琏之流。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明白宝玉所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浊臭逼人”的真正缘由。质言之，女儿之所以比男子更为尊贵，恰恰在于与那些惟知以淫乐悦己的“情盲”的须眉浊物不同，女儿与生俱来地是与似水柔情联系在一起的，女儿就是莫里哀等人所说的“为爱而活着的动物”。
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尊贵一族的女性无与伦比的美却难掩其在现实社会无比悲惨的遭遇，在《红楼梦》里，把这些遭遇以一种高倍聚焦的方式一一曝光于世，这成为该书作者的又一惊人之笔。
也许，世界上没有哪部作品像《红楼梦》那样，以如此沉重的笔触为我们揭示出女性所担荷的如此多的苦难，所生逢的如此多的不幸，以及其人生中如此多的眼泪，而使“红颜命薄”四字深得作品的精髓。
《红楼梦》中开篇处第一位尚在襁褓中的“有命无运”、名为“英莲”（“应怜”）的女性的甫一登场，便预示了红楼女子其命运多舛，其恶梦将至。果然，随着《红楼梦》中的故事的展开，书中的女主人公几乎个个都不得善终。以贾家无比尊贵的四小姐为例。无论是到了“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富贵囚徒的元春，还是嫁给“中山狼”的善有恶报的迎春，“生逢末世运偏消”的末世英雄的探春，最后遁入空门的佛心冷结的惜春，其都应了她们名字中“原应叹息”这四个字所点出的命运。另外，还有徒有“镜里恩情”的李纨，“欲洁何曾洁”的妙玉，一卷破席埋了昔日辉煌的王熙凤，死得蹊跷和死于非命的秦可卿，也个个都是有命而无运。候门千金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些平民女子和地位卑贱的奴婢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尤二姐的吞金自尽，金钏儿的含耻投井，晴雯的抱屈夭亡，则将《红楼梦》中的女子的悲剧赤裸裸地推向了极致。这一切，使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千红一哭”，什么是“万艳同悲”，并从中切身感受到了“红消香断有谁怜”这一《红楼梦》的真正的无尽的悲韵。
其实，正如《红楼梦》中女性之美主要体现为其爱情追求之美一样，《红楼梦》中的女性之悲也集中体现在其爱情追求之悲。换言之，《红楼梦》之真正的悲剧乃是“悲金悼玉”的悲剧。是在此基础上女性的“家”的憧憬彻底破灭的悲剧。一如《旧约全书》中作者将“无家可归”的命运独系于作为“上帝的选民”的以色列人一样，《红楼梦》的作者也将该命运仅仅降临于作为“天生之情种”的女人。
之所以“悲金”是由于宝钗之于宝玉虽有“金玉良缘”但却无缘于真情实爱，之所以“悼玉”是由于黛玉之于宝玉虽有真情实爱但却无缘于“金玉良缘”。 因此，宝钗和黛玉，同样的风华绝代，同样的才貌出群，但命运的结局却是所谓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二人同样在爱情的道路上无果而终，二人同样是爱情事业的失败者。这样， 面对着这一似“有奇缘”实“无奇缘”、这一“镜中月”和“水中花”的爱情悲剧，《红楼梦》里留给痴情的女孩子的只剩下潇湘妃子那“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无尽的斑竹之泪了。而家庭的基础是爱情，没有爱情维系的家庭并非真正的家庭，而只能是所谓的“假家”（“贾家”）。这种“贾家”之“假”在焦大所谓“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怒骂里得到了验证。它表明，这一荣为世代诗礼簪缨之族的贾家，这一由四大赫赫家族联姻而成、由巨大权势和财富打造出的家族航母，虽盛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实际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我们看到，这种“悲金悼玉”的悲剧，既是宝钗和黛玉的个人的悲剧，同时又是代表了普遍女性命运悲剧乃至普遍人类命运悲剧的那种“悲剧中之悲剧”。所谓“悲剧中之悲剧”，按王国维的解释，其乃是既非出自“蛇蝎之人物”，又非出自“非常之变故”的悲剧，是“躬丁其酷，而无不平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的悲剧。这种悲剧带给悲剧人物的命运是那样的惨祸烈毒，但悲剧之成为可能又是那样的无缘无故，悲剧的始作俑者又是那样的遁迹的无影无踪。以致于这种悲剧使《红楼梦》里宝黛二人虽信誓旦旦于爱情，但却不能把这一心事剖白与自己最心爱的祖母，而只能听凭一种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力量的任意摆布。
这种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力量，使我们想到了福柯把社会比做处于一览无余的“注视”目光下的环形监狱的著名隐喻。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这一充满青春梦想的女孩子的伊甸园，恰恰也就是一所在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福柯式的全景式的监狱。在这所监狱里，《红楼梦》的女子们不是被“某个人”的目光所看、所监视，而是被一“匿名”的和“众目睽睽”的目光所看、所监视。而正是后者的一览无余、威慑一切的目光，书写着大观园的女子的身体，使她们的行为中规中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使宝黛两小无猜但又不能直抒胸臆，使“槛外人”不敢向“槛内人”走近一步，使寡居的李纨以“稻香老农”自居而如同“槁木死灰”，使芳心少女宝钗每日靠所谓的“冷香丸”度日。最终，它使大观园中所有青春女子统统地彻底“闭经”，没有任何自己情感的诉求，只能成为运于男性权贵掌中的玩偶，成为“滥于皮肤之淫”的男人们华筵上任意消费的盘中餐和杯中酒。
更为可悲的是，在大观园这所女子的监狱里，一如福柯的“监视的逻辑”所表明的那样，女子们不仅被一种匿名的目光所监视，而且这种目光是如此的法力无边，以致于它使这种监视成为了一种无须他者代庖的自我监视，使女子自己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地针对每一个女子的监视，其实是自下而上地是由每个女子自己加以实施的。也就是说，大观园中的女子悲剧那种使人欲哭无泪的至悲之处，是女子对男性统治自我认同的悲剧。不是男人使女子缠足，是女子自己给自己缠足；不是男人使女子闭经，是女子自己让自己闭经。这意味着，大观园中的真正悲剧，不是男子之笔对女子身体的肆意书写，而是对女子思想的肆意书写；其实质上不是对女子“缠足”的悲剧，而是对女子“洗脑”的悲剧。正是通过这种对女子思想的肆意书写，对其自我意识的彻底清洗，社会的男性统治者为女子们成功实施了阉割性的“变性手术”，使其身上的钟灵毓秀之气全无，使其从晶莹剔透的“珍珠”变成了污浊不清的“死鱼眼睛”，从而从中为我们克隆出一个个中性人、准男人乃至冷血动物。
为曹雪芹浓墨重彩描写的贾府中的“脂粉英雄”的王熙凤，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作者为我们描绘出她“恍若神妃仙子”的体貌之美，这种女性之美曾使她成为贾府中众多膏梁弟子的猎艳的对象，乃至对其垂涎三尺并神魂颠倒。然而，另一方面，作为贾府中的权力人物又使她如此熟谙男性社会的游戏规则，以致于其心目中认同和奉为圭臬的，不是“柔弱胜刚强”的女性原则，而是“弱肉强食”的雄性原则。这使她不仅无比精通媚上欺下之道，而且使她“历练老成”，“杀伐决断”，“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毫无道德顾忌而奸雄有如曹操。因此，在“弄权铁槛寺”里，作者写出了她之于金钱的无厌的贪婪；在“毒设相思局”里，作者写出她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冷血的残忍；在“用借剑杀人”里，作者写出她在亲手导演出一幕女性同类自相残杀的悲剧中的机关算尽。故在王熙凤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美丽的女性外表背后的一颗极其凶残的雄性动物的心，从中我们也终于领悟到了，坚持没有先验的女性、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是后天环境造就的这一理论是如何的颠扑不破，因为王熙凤这只“雌凤”的“雄心”，就是男性化的社会机器所生产出的一个巧夺天工的产品。
薛宝钗则是这一男性社会机器所生产出的另一个变性的标本，虽然她具有和王熙凤完全不同的一副面孔，一幅似乎更具“女人味”的面孔。如果说王熙凤以一种“女强人”的身份直接跻身于男性社会的竞技场，而“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性英雄争夺一杯羹的话，那么薛宝钗则是以一种“淑女”的身份，“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在“极淡始知花更艳”的谦辞下，甘为男性社会文化的自觉的牺牲品。于是，如果说王熙凤堪为脂粉中的“女曹操”的话，那么，薛宝钗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刘心武的《班主任》里面作为“三好学生”的谢慧敏。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抹去她们二人对于弱肉强食这一男性社会统治原则共同的认同。薛宝钗对这一原则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她如此会做女人之“人”，如此精于“女诫”和“闺训”，乃至其行为举止令合族上下交口赞誉，而堪称“三从四德”文化课的优等生。而且还表现在她是那样地不同于从不说“仕途经济”、“立身扬名”这些所谓“混账话”的林黛玉，对大逆不道、不走科第正途的不肖情种贾宝玉始终忧心忡忡，最终遭致了贾宝玉所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一骂名。因此，“任是无情也动人”，虽然薛宝钗被誉为大观园中的花中之王的牡丹，虽然无论容貌还是气质都是那样美的令人怦然心动，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成为被无情的专制礼教规训出的一个活标本，她的言语更多不是女性话语的自然流露而成为男性话语的传声筒，这使她美如维纳斯雕像，但却没有体温，没有热情，最终辜负了被人一致看好的“金玉良缘”，在爱情归宿上只能落得个“金簪雪里埋”的命运。
这样，在诸如王熙凤和薛宝钗这些人身上，在她们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的男性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为触目惊心的女性悲剧。这是一种女性把男性对其身体训化的指令自觉地内化为女性集体无意识的悲剧，是一种女性与男性合谋的悲剧，从而也是一种女性自我作践、自我强奸的所谓的“自残”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女性自暴自弃诸如对感性更为崇拜、对情爱更为执着、对弱者更为同情、对青春更为敏感、对诗歌更为热衷这些天赋灵秀之气，或把自己的身体行为完全攀比与男性的身体的行为，或把自己的身体欲望彻底顺从于男性的身体欲望。使自己或成为有如王熙凤那样的女奸雄，或成为有如薛宝钗那样的道德的木乃伊，生命的冷香丸，并最终自己亲手为自己建立起一座自我监禁的监狱和修道院。
“红消香断有谁怜？”其实，《红楼梦》中女子悲剧的至悲至恸之处，是她们的悲剧已到了至怜无怜的地步，因为她们自己尚且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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