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之过　
“谁之过”这一问题是指，是谁造就了《红楼梦》里的女性他残乃至自残的人生悲剧，谁是这一悲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最终答案是，它既非 “蛇蝎之人物”和“非常之变故”，也非千夫所指的“封建礼教”，也非黑格尔所谓的“狡诈的理性”，也非福柯所谓的无上的“制度的权力”，和其所谓的一览无余的“监督的看”，而是现行的整个话语系统。一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话说出了人”、福柯所谓的“话语即权力”以及中国古人所谓的“人言可畏”所示，正是这种话语系统，作为一种“制度的制度”，作为一种无所不包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其造就了一切统治性制度的基础，而成为男尊女卑这一社会至为不平等现象的真正根源。
固然，一方面，人类社会赖以存在是离不开这种话语的。惟有借助这种话语，我们才能为人类书写出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历史中善与恶、对与错，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区别。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话语不仅为我们书写着知识，而且同时为我们书写着权力；不仅为我们书写着文明的客观性和明辨性，而且同时为我们书写着文明的排他性、强制性和独裁性。这意味着，它在为我们书写着不无明晰的男女之别的同时，也书写着极其残暴的性别压迫。这意味着，在看似所谓“中性”的社会话语中，本身就预设和包含着永远也抹不掉的鲜明的歧视女性的男性特色。
如果说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话语的伪善的话，那么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则不仅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其面具更为彻底、更为无情地撕破。所以，他的写作才不是接着二十四史写，而是从“大荒”、“无稽”处从头开始，从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人能解的“满纸荒唐言”的书写。所以，他才如此义无反顾地敢于对传统的整个话语系统实行 “大拒绝”，用一种典型的春秋笔法，宣称中国历史是由一个别号“假语存”（“贾雨村”）、叫“假话”（“贾化”）的人来写的，由一个表字“饰非”（“时飞”）的人来判案和决定谁是谁非的。同时，也正是基于此，他笔下的贾宝玉才不仅把“四书”视为“一派酸语”，把人之老生常谈视为“混账话”，把满腹经纶的男人视为“浊口臭舌”，而且其本人亦“那管世人诽谤”地“腹内原来草莽”和“愚顽怕读文章”，因为这块“通灵宝玉”、这个绝顶聪颖的怪物，比世上任何人都更能彻悟到，在谆谆教导的“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训里，话语的知识和社会的权力二者是如何狼狈为奸，也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独具只眼地看到，在苦口婆心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戒背后，实际上明确宣布的是自私的男性对其话语权的当仁不让的垄断，是至酷至烈的“焚书坑儒”的历史故伎在女性身上的重操和再现。
我们看到，在《红楼梦》里，作者除了为我们写出了对这种话语的彻底拒绝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向这种话语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抗议这种话语貌似公允其实偏私，抗议其金口良言但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并从中口蜜腹剑地为我们导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女性悲剧。也就是说，正如鲁迅在中国历史话语中独独只看到“吃人”二字一样，曹雪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那些墨写的话语不过是用所有美丽女性的眼泪书写而成，女性的悲剧实际上乃为一种“话语暴政”所导致的悲剧。在《红楼梦》里，金钏儿死于斥言，晴雯死于谗言，尤三姐死于流言。林黛玉也不例外，她实际上死于她自己的既不会说“混账话”，又不合时宜、尖利刻薄的那张嘴，那张生来就不会顺着别人的意思说话、不会“讷于言”的嘴，一开始就像其“原罪”一样地命中注定着这位绝代美女爱情和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尽管这是一张如此出口成章的嘴，也尽管这张嘴给后来的读者留下无数传颂至今、绮丽无比的诗赋词句。
现行话语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暴政”的性质，不仅在于它写在每一页纸上，说在每一张嘴上，而且还在于它被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并最终言行一致地被付诸于每一个人的行为里。换言之，它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只极其狡诈的“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位对自我自行约束的“超我”，它也就是福柯所说的那个无须他人代疱的“监视的目光”的真正的执行者。它不在说话时就在说话，而且在说出每一个人必须服从的话；它不仅规定着每一个人怎么说，而且规定着每一个人为谁说；最终，这意味这不是人说出了话，而是话说出了人，说出了人的性格性别，说出了人的行为举止，说出了人的一切又一切。因此，也正是这种话语，使《红楼梦》丫环虽然蒙深重的冤，但却百口难辩；使黛玉之于宝玉一见钟情，但却只能相对无言；使黛玉与宝钗貌合神离，但却可成“金兰契”而互剖所谓“金兰语”；使《红楼梦》里众女子身为弱势群体，但却不替弱势的女人说话而是一味为强势的男人说话，生来只能说那些和自己压根儿无缘的“立身扬名”、“仕途经济”的“官场话”。其结果是，话语使《红楼梦》的女子们一个个都“死于句下”，就像话语使人成为海德格尔式的无人称的“常人”一样，话语也使女人成为曹雪芹笔下的无性别的“须眉浊物”的复制品，其每一个人都难逃自己香消玉殒乃至其存在消失的如同白茫茫大地般干净的厄运。
不难看出，由于把女性悲剧根源的揭露提升到“话语悲剧”的高度，这使《红楼梦》对女性悲剧的认识既超越了以前中国古代所有女性悲剧观点，又超越了西方现代的女性悲剧的理论，而使自己直接与今天人类后现代主义的女性悲剧思想接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女性悲剧观点虽为我们揭露女性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的悲惨和无告，但却或把这种悲剧归罪于“二三其德”的负心汉，或归罪于某种意外的社会事件，而没有上升到悲剧的普遍性根源的认识，故悲剧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一种意想不到和极富戏剧性的所谓“大团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女性悲剧理论虽为我们揭示了女性悲剧所内蕴的普遍性根源，但其或把这种悲剧归罪于一定的经济制度，或归罪于一定的政治制度，而没有使之上升到一种作为“制度之制度”的“元制度”的认识。因此，它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性别悲剧何以依然不以时代历史为转移地在不断续写：女性收入的提高和选举权的获取并不能完全改变其今天依然处于弱势的地位，时髦的高跟鞋取代了陈旧的缠脚布只能招致男性更多打量的“目光”。女性依然被作为“看的对象”，在T型台上作为男性猎艳的对象被看，在广告中作为金钱的象征被看，在“性科学”中作为显微镜下的标本被看，并且由于现代传媒影像技术的加强被更多众目睽睽的目光所看，由于既生产着无厌贪婪的金钱又生产着对金钱的无厌贪婪的那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泛化，而被注入了更多雄性激素的男性化的社会目光所看。女性的身体依然被男性化的话语所书写，这种书写规定了什么才是女性标准的身体，要求女性的身材要比男性更加苗条，要求无论老少所有女性都要有如少女般的清纯靓丽无比，要求一般女性在“微笑经济学”里其脸上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微笑，惟此才能使自己在当今人肉市场上被得以好的拍卖和推销。因此，实际上不无揶揄的是，今天女性收入的增加不过是给其杜十娘所怒沉的“百宝箱”里添上更重的分量，今天女性手中选票的获取并没有加强自己的政治武装，其充其量是又一根“棒打无情郎”的金玉奴式的自慰之棒。
所以，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的意义已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代。其实，这种超越不仅在于它像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那样，为我们揭示了女性悲剧是一种由话语造就的更为深刻的文化悲剧，而且还体现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我们明喻出人类摆脱这种话语悲剧的根本出路和救赎之途。此即有别于现行善恶是非二分的“言的话语”的那种阴阳交赋、男女交感的“情的话语”的发现。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知识性的独白话语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爱情式的对话话语；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话语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具体的身体话语；从而，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代表了秩序和统治的文明的话语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代表了生命和生成的元文明的话语。因此，后一种话语既是一种真正的“泰初有言”的上帝之言，一种天赋的“元话语”之言，又是一种来自“大荒”、“无稽”处的“荒唐之言”，从而其代表了一种对于一切现行话语的最具解构性和颠覆性的力量，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两种话语对于人类存在都缺一不可而其又相互关联。①
这种新的“情的话语”的发现，也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高出《性史》作者福柯之处。福柯更多地只看到了话语对身体的规训，而曹雪芹则从其特有的源自《易经》的男女之原道的中国文化的背景出发，既看到话语对身体的规训，又看到了身体并非是由话语任意宰割的羔羊，身体作为一种“力比多”的原欲之场，作为一种更具形而上、更具超越性的元话语之活水源泉，其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对这种话语规训的叛逆和反抗。这意味着，女性身体的真正解放，并非是像现代某些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使女性放弃异性恋而彻底拒绝男性，而是使女性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另一半”，并在此基础上使自己身体的“元话语”得以重新发现，因为对男性彻底拒绝只能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独白话语取代旧的独白话语，其结果无疑于使女性罹患“自闭症”而为自己重造一座新的修道院。这也意味着，女性身体的真正解放，并非是像一些具有佛学思想的红学家们（如王国维）所认为的那样，惟有使我们由色悟空地“离家出走”，而是《诗经》所谓的“子之于归”，向男女因缘这一人类最原始的共同体的“家”的真正回归。这不仅由于“勘破三春”的惜春所独卧的“青灯古佛”处同样使我们难耐秋的悲凉，还由于正如曹雪芹通过其笔下妙玉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的那样，“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在家之外并没有女子可以洁身自好的一方净土，无论我们如何对家这一“围城”如何逃遁，都不能逃出现实社会这一座更大的“围城”，都不能改变自己“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的命运。
然而，这个“家”，并非是《红楼梦》里所描绘的建立在权势和金钱基础上的无家之家的“假家”，而是以真情实感为其内涵的名符其实的家。在这个家里，真正的家长已不再是那个以“以顺为正”为其家训的“假正”（“贾政”），而是来自缠绵发生、阴阳合和的情根峰的不肖之肖的情种。在这个家里，人们不再用言不由衷的“假话”（“贾化”）说话，而是用根于身体原欲的真情直接交流。在这个家里，男性已不再是如贾琏之流这样的雄性动物，而是成为像贾宝玉这样的怜香惜玉和其温如玉的人。因此，惟有在这样的家里，我们才能从不无虚伪的所谓的“金玉良缘”回归于作为生命原始契约的所谓的“木石前盟”；同时，也惟有在这样的家里，女性才能根本摆脱其犹如谶语般的无可奈何的悲惨命运，重焕起风华绝代、永远闭月羞花的姿容，由作为抽象对象的所谓女性成为真正的女人乃至真正的人。而一旦女性成为真正的人，这不仅意味着女性自身的彻底解放，而且同时意味着男性身上的枷锁彻底打碎，因为一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表明的，不仅奴隶被主人奴役，而且同时主人自身也难逃被“奴役原则”所奴役的命运。故女性解放为我们迎之而来的，是社会的不可一世的权力在其至深根源处彻底的消解，是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都开始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这，也许如《红楼梦》书名所昭示的，仅仅是曹雪芹为我们所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一个镜月水花般的梦。然而，在今天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人生“无家可归”的抗议里，在今天政治学家开始把家视为“公共领域”的真正母体的新的体认里，在今天女性主义运动之于男性从求“同”到求“异”再到求“和”这一步伐中，我们不正是看到了人类正在由这一梦想走向对“情的上帝”的真正皈依，我们不正是看到了，这一“红楼之梦”与其说是到了“梦醒时分”，不如说正在一步步地“梦想成真”吗？

注释：
① 关于这两种话语理论的深入论述，可参看笔者的“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一文（载于《人文杂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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