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圣勋，因为他深切体会到用粤语发声的不可能性

「我必须承认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尽管付出了一切努力，还是听不懂你讲的那种语言的一个词。」（陈永国编2003：127；Deleuze & Guattari 1986: 94n25）对于一个在香港长大，自小以粤语阅读、写作、诵读和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这句话无疑是感人的。问题不是你最终能否讲得一口流利的国语，而是你从一开始便被拋进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到，国语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会用粤语诵读中文文章，但你很清楚，你正在阅读和写作的文字根本不应该用粤语来诵读。没有人会承认一种以粤语发音的中文，它打从一开始便只能是一个畸形儿，被判定是不合法的。于是，我们面对的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个特征：语言的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 of language）。

德勒兹和瓜塔里是这样描述卡夫卡（F. Kafka）这位布拉格的犹太人所面对的语言解域化状况的：不可能不写作，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但又不得不用德语写作。不可能不写作，因为不确定的或受压迫的民族意识惟有借助文学手段才能存在。不得不用德语写作，因为布拉格的犹太人感到，他们跟原始的捷克地域之间隔着一段无法化约的距离。不可能用德语写作，因为这个被压迫的少数族群生成了一种区别于德语多数群体的语言变体，他们所说的德语就像一种「书面语」（paper language）或人工语言。这就是德语人口本身的解域化。（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7）当香港学生不得不以标准中文书面语写作，但又只能以粤语在心头诵读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时，他∕她所面对的难道不正是这种尴尬的语言解域化状况吗？

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了两种推进语言解域化的方向：一是人工丰富这种德语，通过各种手段使其膨胀，如象征主义、梦呓、神秘意义和隐蔽能指等手法。一是选择采纳布拉格德语本身，采纳这种贫乏的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枯燥无味，那便使它发出新的强烈颤音。它把一种纯粹的强化语言运用，跟所有象征和意指性的语言用法对立起来。语言达到了一种完善的和非形式的表达，一种物质上强化的表达。如此一来，这种贫乏的语言在解域化的方向中，走得比象征主义式的人工丰富德语更远。这种贫乏的语言把德语推至克俭和拘谨的语言状态。（Deleuze & Guattari 1986: 19）诚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他（指卡夫卡）把句法变成呼喊，让那呼喊包容这种干枯的德语的严格句法。他将把它推向文化和神话都无法拯救的解域，那将是绝对的解域，即便缓慢、僵化、凝结。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把语言带到沙漠。为了呼喊而使用句法，给予呼喊一种句法。」（陈永国编2003：126；Deleuze & Guattari 1986: 26）

这种把语言一点点推进干枯的沙漠的解域过程，正好是香港年青女作家韩丽珠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我们只要随手在她的小说中抽出一两段文字，都能发现这种语言特征：

我在楼梯间碰到认识的人，虽然不认得他的脸，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确实是跟我同在那个工作间共事的人。他在抽烟，同时仔细读着垃圾箱上的旧报纸。从气窗透进来的一点光线，可以看见飘浮在空气中的尘埃。烟味、湿气和垃圾的味道，混合成楼梯间的气味。(韩丽珠2004：01.11)

待我进了入了学校，一天的大部份时间都必须在那里渡过，那里有好奇和寻根问柢的老师。K就开始训练我说故事的能力，她说：你的母亲已经去世，在内地去世了，是很多年前的事，因为你当时年纪太小，印象已相当模糊，无法说清楚。而我是你母亲的妹妹，你寄居在我家里。说完，我像她那样，开始仔细、一丝不苟地预习，以确保在陌生的观众面前，演出毫（无）破绽。(韩丽珠2004：01.15)

论者在讨论韩丽珠时，一般都会把她小说的疏离感和荒谬感拿来，跟卡夫卡和残雪的小说相比较，但却鲜有论者发现她在语言运用上跟卡夫卡的可比性。她的句子就如卡夫卡所说的：「我写的每一个词几乎都与下一个词相左，我听到辅音沉重地相互摩擦，元音则像吟唱表演中的黑人一样伴唱。」（陈永国编2003：122；Deleuze & Guattari 1986: 23）

少数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元素都跟政治直接相关。不同于主流文学，少数文学的狭小空间迫使每个个体的隐私都直接跟政治相关联。个体的关怀因此成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被放大了的元素，因为这种关怀跟另一个完整的政治故事产生了共振效应。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香港著名基层诗人邓阿蓝的诗歌〈飘落〉来加以说明：

阴天望出木窗外　飘飘的一点点
急忙叫赶收衣裳　走近残旧的晾衣架
老妻回说没有雨落　我才看见
飘落的只是灰尘
瞬间浮尘吹入了　衰退的眼睛里
飘飘　落落
飘飘　落落
天台灰塌塌的木屋前　地盘上的新楼建筑着
飘飘　落落
飘飘　落落　呀　呀　呀　飘落
（邓小桦编2005）

这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叙事者我以为外面下雨了，急忙催促老妻，收起正在晾晒的衣裳，但定神一看，却发现眼前的雨点竟是从近旁建筑地盘飘过来的尘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天台木屋」指的是低下阶层小市民在住宅大厦天台违法搭建的木屋。本来是夫妻之间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点滴，却在诗中跟城市发展和基层市民的居住权利等政治故事直接连系起来。

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则是，在这个领域里的所有元素都被赋予了一种集体价值。因为在少数文学的领域欠缺天才的大师，所以这种文学便能孕育出一些有别于大师文学的构想；如此一来，每位作者的个人言说都汇聚到一个共同的行动里。政治渗入到少数文学中的每一个陈述。1「而最重要的是，由于集体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往往是消极的，总是处于崩溃的过程中』，所以，文学自身积极地肩负起集体甚至革命表达的角色和功能。」正是文学促进了一种积极的团结，并以此取代怀疑猜忌。少数文学作家若身处边缘，被完全排除于脆弱的共同体以外的话，他∕她便更有可能表达出另一个可能降临于人世的共同体，并为表达一种另类意识和感性，创造出相应的表达方法。（Deleuze & Guattari 1986: 17）

这难道不正是香港七一游行的论述模式吗？香港七一游行的一大特色是，一向被视为犬儒和政治冷感的香港人，竟突然走上街头要求民主选举和直接的政治参与权。只要在示威的人群中稍稍留意一下身边的无名群众自制的标语，我们便不难发现，七一游行式的街头政治空间，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正因为大师根本不存在，参与到运动中的每个个体都最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而他们的创造最终则被重新融入到一个共同的政治行动中。事实上，在近几年类似于七一游行的街头抗争中，整个集体游行的空间都被转换成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空间。譬如在刚过去的一二．四游行中，有一个极其动人的场景：当天，部分游行群众由于不满警方只开放三条行车线给游行队伍，他们便自行突破警方的封锁，跑到其余的行车线前行。于是，正在那些行车线上行驶的巴士和电车都被迫停下来，让群众通过。当时，人潮和平地在这些停下来的交通工具旁边流过，一切日常运作都在这一刻突然停顿。在这一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超越于立法和护法的世俗暴力之上的「神的象征性暴力」，赫然展露于我们眼前。

换言之，从少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两岸三地的政治关系中，香港式的政治抗争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指向跟对国家主权的政治性争夺毫无关系，相反，它在某个时刻更接近于一种逃逸的政治，或者可以换个方式说，称它为「不为『承认』的斗争」。但我并不打算把这种抗争提升到较为超然的位置，毕竟任何形式的抗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高下之分。我只希望简单地指出，若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和少数政治的理解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香港现时的文化和政治抗争状况，纵然这些抗争只是昙花一现的、微不足道的偶然爆发。我也不希望说，这种抗争方式是香港独有的，因为当移民的混杂状态开始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特征时，当西雅图事件以其创生性的标语口号开始把全球的少数政治主体集结起来时，我们又怎可以说少数文学的特征是某个地区所专有的呢？

引用书目：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198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陈永国编。200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市 : 吉林人民出版社。

邓小桦编。2005。《土豆诗烩：反思世贸及全球化》。香港：学联社运资源中心。

韩丽珠。2004。《宁静的兽》。香港：青文书屋。

注释：

 一个关于卡夫卡的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他的朋友布洛德（Max Brod）在安排出版其遗作时，大量改动了原作中奇怪的句法和标点方式。卡夫卡这位不称职和令人尴尬的「大师」有力地例证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少数文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