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ent Jeanneau/文

在过去的十年里，为了记录下那些传统的音乐，我经常去到很遥远的地方，印度、坦桑尼亚、柬埔寨、老挝、越南和中国。

在每个国家，这种音乐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同样我接近它们的途径亦各不相同。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多少，和他们文化上融合的程度，是否很容易找到这样的音乐家，和我一同工作的人是怎样的，以及很多主观上的因素，象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等等，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在那些打动我的音乐上， 在很多我记录的实例里，我都好象是第一个记录这些音乐家的人。我意识到这种唯一性，但这并不是我的优先权。我不会假装我正在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挽救即将濒临灭绝的文化，我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和机构来用“保护本土文化”这样的口号，而实际上他们真正对此所做的工作却很少。我过去曾跟那些组织有过很多联系，但都没有任何结果。

2003年我在（一个法国商标）上发行了一组CD。这组CD记录了坦桑尼亚bushmen Hadzas的音乐。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环境中。在90年代早期，我在扎伊尔或尼日利亚接触了一些不同的种族组织，很快就了解到他们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在和主流种族交往中，所处的卑微地位。1999年，我回到非洲，一切都没有改变。在当时，政府还没有主张将土地建成自然生态公园，因此，bushmen就不得不忍受那些其他主张土地农业化的其他部族的入侵。2000年我卖了一些我记录的音乐给发现频道，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关于James Stephenson的记录片，James 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一直和Hadzas生活在一起。结果是陈词滥调，拍摄了一部关于友好的原始野蛮部族的电影，只是告诉了那些狩猎远征的旅行者见到bushmen的途径。

以发展的名义，每一个生活在bushmen部落之外的人都有计划。70年代的坦桑尼亚政府，先前失败的摧毁部落制的行动和后来90年代以旅游为基础的扩张。在非洲最后残存的bushmen中，无疑Hadzas是最为奇异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发行我记录下来的来自坦桑尼亚北部Datogas和坦桑尼亚南部Makondes的音乐。

我在非洲的经历，在东南亚又以不同的环境、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再现。少数种族依然不得不面对同样的挑战，被有着各种不同目的的政治力量，主流种族，伐木或矿业公司、基督传教士、发展机构、旅游工业以及近来有着特殊文化含义的一种相对文化标准化等力量所操纵着，尤其是在中国，旅游工业空前壮大。在柬埔寨，他们不得不面对新近的landgrabing问题，在老挝，有一种有效的再定居政策。但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同样的文化适应情形。中国官方公布的56个民族或者是越南的54个少数民族其促进程度都比其他的少数种族要高，呈现出一片中央集权管理，各民族融合的繁荣景象。在这两个国家，本民族中的一些成员，会使自己去适应变化，但是也可以接受他们自己本身对外部世界的展示，结果在各种程度上，其音乐被看做私生子，从万物有灵到民间传说。中国在生产VCD方面是领导者，在VCD里，美丽的当地姑娘穿着本民族服装，伴着粗略的音乐制作，用本民族语言唱着歌。越南有家专门展示各民族风情的电视频道，从有点可信的到低级的商业化背离，那些正在寻找某种认同，期望对外部世界简单化其风俗习惯、或者简单的认为只是种进化形式的官方机构，也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同时带着美好的意图却品味极糟的让其不断的上演着。

我热爱大多数少数种族音乐家所表达的单纯的、没有丝毫妥协的情感，不去顾及主流种族的品味，不去考虑西方和当地的文化决策者，也不提及旅游者和那些“流亡”国外、吃着西方的饮食，通常只是追随西方音乐的人。

2003年至2006年间，我在柬埔寨记录音乐。Ratanakiri和 Mondolkiri的本土居民，象在国家其他地方的khmers或者是Chams，经历了对战争和文化革命的内在的文化适应，禁止所有传统的惯例和音乐，但那些种族组织仍然用打着锣的合唱曲表演他们的万物有灵的庆典仪式。但是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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