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从帝国主义的迷狂中醒悟过来”了呢?从二叶亭的整体生涯考察，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东京外国语学校期间对俄罗斯文学的迷恋，《浮云》时期的文学写作，只是他兴趣的一时转移。终其一生，二叶亭的兴趣和关注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和文学之间游移，并且，前者所占比重始终大于后者。他进入官报局后，立刻搁置文学写作的笔墨，除了对自己文学才能的怀疑，编译俄国新闻的工作激发了他的兴趣，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成为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授之后，这位当年的文学迷，已经闻名于世的小说家，却没有像他学生时代的俄语教师那样，把俄罗斯文学带进课堂。即使有时选用文学作品作教材，二叶亭也并不从文学的角度去讲解。他的教学重心主要放在语言学方面，不仅认真地分析语法和词汇，甚至连语气词的细微区别也予以细致辨析。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好象很不高兴在教室里讲授小说或者剧本之类的东西，”一般以为这是因为他弃绝创作之后“讨厌别人把自己视为小说家”[22]。但真正的原因可能远比这更为复杂。
二叶亭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工作期间，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产业革命[23]，并通过1894 年的出兵朝鲜和对清朝中国开战，初步建立了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制[24]，由此，它和同样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关系也再度进入紧张的阶段。不过，此时双方争掠的地域已经不在日本北部，而是转移到了中国大陆。1895 年4月，日本利用甲午海战得胜之势，在下关谈判中强行要求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随后，俄罗斯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权。随后，1896 年，俄罗斯通过和清朝政府秘密谈判，获得修建一条自西伯利亚经由中国东北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的权利。1898 年，俄国又从清朝政府强行租借到包括大连、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并获准把中东铁路支线延伸到大连。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使日本感到受到了侵害和侮辱，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一向怀持扩张野心的军方首领自不必说，如在1890 年即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在《施政方针》中公开提出日本国家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战略理论的山县有朋，此次作为陆军大臣，又早在俄罗斯等“三国干涉”的10天之前，就颇具“预见性”地提出，日本要成为东洋霸主，必须进一步扩大利益线，扩大军备[25]。
许多站在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表现出帝国主义逻辑的“爱国”热情。最为著名的代表，是一向以平民主义评论家著称、甚至被誉为“国民之声”的德富苏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曾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行动，听到辽东半岛因为三国干涉而决定交还中国，他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刻找船回国。但在上船之前，他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作为它们曾经成为日本领土的纪念”。德富苏峰后来写到，这一事件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由此完全轰毁。“归根结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任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于是，他放弃了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和政府合作[26]。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的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正如隅谷三喜男先生分析的那样，“这不是由警察等施加压力导致的转向，而是思考国民利益的人们，在把迄今为止的思考从国内问题向国际问题拓展时”得出的结论：“只有集聚国力才是最急要的。”而德富苏峰等人的认识，即“必须以力量对付力量”的思路，在当时的日本“国民当中也急速地蔓延开来，”[27]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得以确立。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氛围中，二叶亭四迷自然不会引导学生沉醉于俄罗斯文学的世界里。一直潜伏在他内心的所谓俄国是“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的认识，和伸张国威的“帝国主义”意识在这一时期都浮出水面。二叶亭没有仅仅满足一个俄语教授的工作，从1900 年至1902 年间二叶亭四迷笔记里记下的“对外时事拔萃”，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关心所在是“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引用者注)和俄罗斯的出兵满洲”。据他的友人回忆，他经常以“东亚大经纶家”的神态，和同事、朋友等讨论对俄问题，提出应对方略[28]。大体说来，二叶亭四迷的对俄方略，和山县有朋的主张有同有异。相同的
是，他们都主张把日本本国的所谓战略利益线扩展到其他国家，比如，把对付俄罗斯的防御线设在中国的东北部。不同的是，山县有朋强调的是增加军备，二叶亭则重视民间的力量，认为应该加强的是国民的抵抗线。正如桶谷秀昭所说：“明治35 年(1902) 抛弃外国语学校教授职务，作为海参崴一个民间企业德永商店的顾问奔赴中国大陆，就是二叶亭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的野心所导致的行为”。[29]
三、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叶亭在中国的足迹
1902 年5 月14 日下午4 时30 分，二叶亭四迷到达俄属港口城市海参崴。德永商店的店员前来迎接，他办了海关手续后，乘坐马车到商店住下。第二天，他先后访问了日本人设置的贸易事务馆和同胞会事务所，又到德国人开设的阿里贝而斯杂货店买了些东西。在海参崴，二叶亭住了20 多天，做去哈尔滨的准备[30]。从他写给坪内逍遥的信看，在这段时间里，他特别留心考察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经济贸易情况。
如前所述，二叶亭是怀着远大志向离国远行的。据有关资料说，二叶亭的对俄方略，即在所谓的“满蒙”地区设置日本的“国民抵抗线”，主要就是在中国的东北直到西伯利亚地区大力发展日本的实业力量。出国之前，他甚至提出，为了达此目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往西伯利亚输送日本妓女。因为日本妓女所到之处，日本的商品肯定会随之渗透进去。如在海参崴，日本人经营的商业获得发展的背景，就是日本妓女的存在。在那里，日本妓女改入俄罗斯籍，成为上流阶层的主妇人数很多，所以，日本的生活方式得以流行，日本产品也打开了销路。据说，二叶亭的这个“运用‘胯当政策’把西伯利亚日本化”的战略，让他的已经成为实业家的同窗苦笑不已，但二叶亭却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把输送妓女看成是国耻的哄嚷，只是一种鼠目寸光的短视而已。[31]
但二叶亭确实没有像他以前宣称的那样在海参崴经营妓院。他此次远行的目标不在海参崴，而在哈尔滨。6 月7 日，二叶亭从海参崴乘上俄国人经营的火车，沿中东铁路进发，6 月9 日抵达哈尔滨，到德永商店设在这里的分店就职，准备以此为据点，大展他的“实业抗俄”的宏图。
不过，此时的哈尔滨并不具备让二叶亭施展抱负的条件。首先，这座城市本来是俄国为修筑中东铁路选定的枢纽据点，自1898 年6 月中东铁路建设局从海参崴迁来，俄国的大批官员、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军队都一涌而至，1899 年，仅驻扎在这里的哥萨克兵等兵员就达5 000 多人。二叶亭来到的这年，在哈尔滨，军队和铁路员工之外，俄国侨民已经达到12 000 人[32]，而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仅有800 人左右[33]。俄国不仅在人口比例上占据优势，并且，按《中俄秘约》领有哈尔滨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区的行政管辖权，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其次，此时，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霸，进入了空前紧张阶段。1900 年，日本通过派遣大量兵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而挤进西方近代帝国主义行列，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次获得了和西方列强对等的地位。而俄罗斯也利用同样的机会，以清除义和团为借口，派遣大量军队进驻中国东北。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极力敦促俄国从中国撤军，设法驱逐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日俄两国的角逐不断升级，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在俄罗斯管辖的地域，自然也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戒。据二叶亭四迷写给坪内逍遥的信说：在哈尔滨，只要说是日本人，必定会招致猜疑的目光。为了防备日本军事侦探的潜入，俄罗斯的官宪们对新来此地的外国人严厉检查，不发给经商许可; 而对于已经开设的老店，也经常刁难、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商贸活动，大都处于沉滞低迷状态，二叶亭的宏图大志，当然无法实行[3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二叶亭在哈尔滨期间写下的书信和笔记，虽然多次抨击俄国官宪管制的暴虐，却绝口不提确实有日本军事侦探潜入哈尔滨活动，而他经常出入的菊地照相馆，其实就是日本军部设在哈尔滨的一个情报站，照相馆的主人菊地正三，就是日本著名的军事间谍石光真清的化名。对此，二叶亭当然心知肚明。若干年后石光真清的回忆录《旷野之花》出版，其中曾写到，一次，他得到一份俄罗斯军队的变动命令书，想请二叶亭帮忙翻译，但被二叶亭拒绝了。
最让二叶亭感到失望的，还是对德永商店。他本来对德永茂太郎寄予很大期待，实际接触后，才觉得这个商人并不能担当他所期待的大任。经纶大业无望有成，他在德永商店的食客地位却不好过，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工资却因为来前没有明确约定，商店也不主动提起，使得二叶亭连洗澡用钱都要张口向商店去要，这是他无法忍受的[35]。
1902 年9 月，二叶亭离开哈尔滨，途径旅顺、大连、山海关、天津，做了一些考察，10 月7 日到达北京，见到东京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校友川岛浪速。东京外校期间，川岛学的是中国语，甲午中日战争时曾作为日本陆军翻译从军，1900 年镇压义和团时随日本军队侵入北京，担任日军司令部翻译官和日军占领区的军政事务长官，得到清朝皇族中的实权人物肃亲王的信任，在日军撤军之后，由肃亲王保荐留在北京组建培养中国警察的警务学堂。肃亲王对川岛极其信任和赏识，不仅请他担任全权管理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 之职，还让自己的女儿认川岛做义父。肃亲王这位女儿，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而川岛结交肃亲王，组建警务学堂，则另有远图。所以，当二叶亭向川岛浪速倾诉自己经营满州、抗御俄国的战略以及此战略不得施展的苦恼时，川岛觉得深获我心，并倾吐了自己的见解：“对俄和对支，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而为了解决作为当务之急的俄支问题，我们要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巩固自己的立足根基。现今可担任警察教师的人很多，但能一起谋划远大理想的人一个也没有，既然在北满不能如意施展抱负，您暂且留在此地，我们一起携手，推进理想事业如何?”二叶亭也有知己相逢之感，于是决定留下，和川岛共襄大业。[36]
川岛请二叶亭担任北京警务学堂的提调(相当于总务长) 职务，酬以每月250银圆的高薪，川岛外出时，还请他代行学堂监督职责。确实像内田鲁庵所说，北京警务学堂“提调时代是二叶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37]。但后来，因为学堂内部日本教员发生分歧，二叶亭被拥戴为和川岛对立的一派的领袖，为避免和川岛发生冲突，二叶亭决心辞职。1903 年7 月，正式提出辞呈，同月21 日，离开北京回国。当年谋划的雄图大略几乎一事无成，出国时发下的埋骨中国北部白山黑水之间的誓愿，似乎也被忘到了脑后。
四、关于二叶亭放浪中国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由此，二叶亭四迷从1902 年5 月到1903 年7 月之间，一年零两个月有余的中国之旅，在后来一些关于他的生平的叙述中，就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时时处于自我怀疑状态的知识分子壮志未酬的悲剧，或一个言过于实、“知”而不能“行”的浪漫文人轻率的放浪故事，对于促成他此次大陆之行的殖民主义冲动，则很少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剖析。有的传记甚至以惋惜的语调，感慨二叶亭离开北京过早，未能赶上半年以后的日俄战争，“轻易丢失了奔赴历史现场的机会”[38]。并且，多数传记，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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