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埋骨中国：二叶亭的人生夙愿

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二叶亭四迷(1864～1909，本名长谷川辰之助) 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他的长篇小说《浮云》(第一部，1887 年发表) ，因为首次使用口语体描述一个被官僚社会排挤到边缘的“多余人”形象，而被称为“日本最早的一部近代小说”[1]。他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幽会》(《猎人笔记》之一部分) 、《邂逅》(中文译名《三个会面》)等，则被后世学者誉为日本“明治翻译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作品”[2]。在中国，二叶亭四迷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世的时候，译作就曾被王国维任教的江苏师范学堂用做教材，也曾引起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的注意[3]。后来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也都列有关于二叶亭四迷的记述[4]。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要追溯的，主要不是二叶亭四迷的著译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过程，而是他先后两次中国之旅的动机和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与际遇。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前者在一般的“影响与接受”论述框架中曾被屡屡提及，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后者的忽视，不仅已经造成了我们对这位文学家认识的盲点，甚至也导致了我们对近代日本文学、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理解的严重偏差。二叶亭四迷本来就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意识的人物。[5]
二叶亭四迷最初的中国之旅，开始于1902 年5 月12 日。这天下午1点12 分左右，他在日本的福井县敦贺港和来送行的友人告别，然后登上交通丸号轮船，和船长见面致意。4 点20 分左右轮船起航，恰巧从头一天晚上下起的大雨停了，这更给二叶亭带来了好心情，他特意在笔记上描绘了当时的景致：
“此时雨霁，透过西天缤纷多彩的虹霓望去，远山如在近前，蔚为美观。”[6]
二叶亭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为此他已经筹划了许久，现在终于得以实施，难怪笔记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惬意。但二叶亭的亲友们，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认为他的中国之旅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不是一次轻松的休假旅游，而是以辞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这样一个薪水丰厚、养尊处优的职务为代价的。而有无这个职位，对二叶亭以及他的家人生活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近代日本的文坛上，二叶亭四迷属于天才的早慧者，1887 年发表长篇小说《浮云》(第一部) 的时候，他才24 岁。但《浮云》的先驱意义，在当时只有如坪内逍遥等少数文学家才略有领悟，并没有立刻被多数读者接受，没有给年轻的作者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当然也未能让二叶亭由此树立以文为生的信心。
二叶亭的家境困窘，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从地方政府一般职员的位置上退休，仅凭一点退休金在东京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作为长子，二叶亭不能不负起自己的责任，在著书谋不得稻粮的时候，不得不另寻能够谋生的途径。1889 年他毫不犹豫地中断创作，进入内阁官报局，主持《内阁官报》译载国外消息栏有关俄国新闻的编译工作。据统计，二叶亭笔耕的三年，每月稿费收入10 日元左右，而刚入官报局的月薪就是30 日元[7]。在这个位置上二叶亭一坐就是九年，他和文坛几乎处于两忘状态。直到1897 年，由于不能忍受新上司的官僚作风辞去官报局工作之后，二叶亭才重操译笔，卖一点儿译稿维持生计。贫病交加的不稳定生活过了两年左右，1899 年9 月，由恩师古川常一郎先生推荐，二叶亭到东京外国语学校任俄文教授，才迎来了新的生活转机。在这里，他以对俄语的深湛造诣和敏锐感悟，在学生和同事中获得好评，甚至被视为可以和前辈教授古川常一郎、市川文吉两先生比肩的人物，和他们一起被并称为“俄语三川”[8]。
当时的外语学校俄语教授属于高级官吏，收入丰裕，据说当了教授以后，二叶亭每天坐人力车上下班，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9]。正当生活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02 年5 月，他突然辞去教职，要到中国大陆另辟新路，怎么不让周围的亲友们感到震惊和担忧呢? 但二叶亭本人则去意已定，毫不动摇。早在这一年的2 月份，在写给友人奥野小太郎的信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
“小生多年的夙愿总算要实现了，下个月或者再下一个月的初旬，我将出发去满州的哈尔滨。未来如何不可卜知，但决定出国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埋骨黑龙江边、松花江畔或者长白山下……”

二、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二叶亭的国际政治构想

　　中学时代，二叶亭四迷曾在岛根县松江市有名的汉学私塾———相长舍跟随儒学者内村友辅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良好的汉学素养。但如果由此以为他埋骨中国的夙愿来自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则是莫大的误会。无论是二叶亭当时写下的笔记[10]，还是他的友人们后来的回忆[11]，都可以证明，驱使他前往中国北部地区的动力，主要是他对中国北方邻国俄罗斯的关心。他奔赴中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调查俄罗斯帝国东进亚洲的情况，寻找日本应该采取的有效对策。
在此必须解除一个可能招致的误解：即二叶亭这样做是受到日本官方的指令。事实并非如此。二叶亭既非日本军部或政府指派也没有拿到官方的资助或津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二叶亭四迷曾经煞费苦心，屡屡请托友人，最终才在一个私人经营的贸易商社——德永商店设在哈尔滨的支店谋得一个顾问的位置。他甚至没有和该商社店主德永茂太郎约定工资的数额，只是领取了一点路费，以及留给家人一点生活费，就毅然上路了[12]。二叶亭致奥野小太郎信里流露出的前程未卜情绪，可能与此有关。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踌躇。
当然，说二叶亭的决断完全是个人选择也不正确，他的思路的形成，无疑和他所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社会氛围有密切关系。若干年后，二叶亭回忆促成自己青年时代决心选择俄语作为专业的动因时，曾做过如下说明：
“……谈到我为什么喜欢上了文学，首先必须从我学习俄语开始说起。其经过是这样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交换事件发生后，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成为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那以后，在《内外交际新志》上，不断鼓吹敌忾之心，社会舆论随之沸腾。在这样的时代，我自孩提时代就萌生了的思想倾向——应该称之为维新志士气质的倾向也就抬起头来。总之，慷慨爱国的社会舆论，和我的思想气质相遇，其结果，便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必定是俄国，现在必须考虑怎样预防，就此而言，学习俄语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考进了外国语学校的俄语科。”[13]
作为事后追忆，上面的说明难免有些细节疏漏。二叶亭四迷的传记作者中村光夫查阅过《内外交际新志》后指出，这是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杂志，上面并没有二叶亭所说的鼓吹敌忾之心的激烈言论，也没有把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交换问题当作特别重要的事件报道[14]。桶谷秀昭则推断说：事实的顺序可能恰好和二叶亭回忆的相反，可能他首先是受到千岛、萨哈林交换事件的刺激，开始关心国际问题，然后才读到《内外交际新志》的[15]。但无论如何，千岛、萨哈林交换事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社会舆论，曾对二叶亭四迷青少年时代的精神形成和他此后的世界认识，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则是没有疑义的。
1875 年缔结的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交换条约，是日、俄两国战略妥协的产物。如众所知，这两个国家，到了这一时期，都仿照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初步完成了国内社会体制的改革，都在快速地推进近代化建设，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870 年，日俄两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国比较，“日本是四分之一，俄国是三分之一。”这表明，“有能力和决心赶上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日本、俄国可能是其中的两个”[16]。这两个国家，不仅通过自身的转变，建立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同时，也按照欧美模式，把扩张领土、攫取殖民地作为近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日程。俄罗斯自不必说，从19 世纪50 年代开始，即大规模南下，从中国北部夺得辽阔的土地，日本也在1874 年吞并了半独立的琉球王国。如是，日本北部和俄罗斯相邻的一些所属暧昧的地带，特别是自1853 年起两国约定共管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也便在这一时期成为经常惹起纷争的敏感区域。但从争夺自然资源和经济市场的角度看，俄罗斯当时的战略中心主要在西伯利亚毗邻的中国东北，日本则更看好朝鲜半岛和台湾。于是，1875 年，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妥协，千岛群岛完全划归日本，萨哈林岛则全部划入俄罗斯国界。
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的交换，不是出自建立长久和平关系的构想，只是日俄两国权衡利害的一时之计，所以，非但不能消弭两国之间的冲突，反而强化了相互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激发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它们快速向帝国主义发展，自然也成了它们后来进行更酷烈角逐的远因。少年二叶亭把俄罗斯视为“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即是这样大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事例。
1881 年二叶亭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的时候将届18 岁，和同届的那些十四、五岁，眼睛只盯着俄语科官费助学金的考生不同[17]，他是怀着探寻消除“日本将来的深忧大患”方略的远大志向，而来研究假想敌俄罗斯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通过学习俄语，特别是接近俄罗斯文学之后，二叶亭的思想竟有所改变。他回忆说：进入俄语科后，“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俄罗斯) 文学的影响。当然因为原本很有基础，也就是说，我从孩提时代就存在的一种艺术兴趣，这时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激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而另一方面，还有我的志士气质所带来的慷慨热情，这两种倾向最初本来是没有偏倚、平行发展的，但渐渐地，我从帝国主义的迷狂中醒悟过来，只有文学的热情在炽热地燃烧。”[18]
那么，二叶亭四迷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呢? 据有关研究者考察，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至少已经通过俄文原文阅读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此外查明二叶亭就读东京外国语学校期间从图书馆借阅的书还有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冈察洛夫的《奥波罗摩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19]，大都是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从二叶亭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对人生的关怀，对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时弊的犀利批判，以及对自我觉醒之后彷徨无路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剖析，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文学的浓重投影。曾有许多学者强调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对二叶亭四迷文学创作的影响[20]，但从总体考察，应该说，俄罗斯文学对于二叶亭所起到的启示作用更为重要。
俄罗斯文学诱发了二叶亭的文学兴趣，促使他“从一个政治青年转变为文学青年”[21]，帮助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但二叶亭的政治观是否由此而发生变化，或者如他自己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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