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及革命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注：此类论述，例如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列》把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肯定为七次大的侵略扩张史；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把东南亚的开发视为中国殖民之功等等。刘师培(光汉)《醒后之中国》则对中国20世纪之“霸”业蓝图有更具体的设想：“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 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值二十世纪之初幂，而亲身临其舞台，自然倚柱长啸……举头于阿尔泰之高山，濯足于太平洋之横流，觉中国既醒后之现象，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此类“肉攫之鸣”，恐怕连希特勒都要甘拜下风了。)。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种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在鲁迅看来，“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它源于人类进化中“自虫蛆虎豹猿狖以至今日”潜伏下来的“古性”，以及相应的“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将其合理化和合法化的思想制度。他以19世纪侵略扩张最野蛮的“一切斯拉夫主义”(注：即泛斯拉夫主义，19世纪30年代形成，主张各斯拉夫民族尽皆统一于沙皇制度，由沙俄政府提倡。)为例，剖析其“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的要害，批判不少中国/亚洲人也认同的“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的“兽性之爱国”：
    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兽性之爱国”，其外表现为“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其内表现为“孤尊自国，蔑视异方”、且“执进化留良之言”的文化优越感，自以为占据着文明“进步”的制高点，实质却在于“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的种种征服。鲁迅不满于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表现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上的野蛮征服和主从逻辑，对中国“崇侵略”思想的批判也基于同样思路展开。不过鲁迅指出，中国的所谓“云爱国”“崇武士”“托体文化，口则作肉攫之鸣”者还不能称为“兽性爱国者”，除了其弱国被奴役的地位外，它还有两种表现与之不同：一是“崇强国”，所谓“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一是“侮胜民”，所谓“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鲁迅以为，“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中国志士本该本着“人不乐为皂隶”之心而“眷慕悲悼之”——可表现的却是相反的“艳羡强暴之心”，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到了被奴役被殖民的文化后果问题：
    岂其屡蒙兵火，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故总度今日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
    因此，“兽性”和“奴子之性”实际正是殖民/帝国主义——中国“佳兵之士”的意识形态——根性的一体之两面：当它处于强势地位时，所张扬的乃是“兽性”；当处于弱势地位时，所表现的则是“奴子之性”，二者都是主从关系的产物，是19世纪的西欧文明和亚洲旧传统的问题之所在。那么，怎样才能消灭“兽性”和“奴子之性”，从主从关系中走出呢?鲁迅的答案是，本着“人不乐为皂隶”之心、作将心比心、“反诸己”的“自省”(注：《破恶声论》最后一句为：“乌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兽性者之敌也。
    为什么“反诸己”的“自省”能成为“兽性者之敌”呢?我想其道理在于，所谓“反诸己”的“自省”，意味着主体进入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再返回自身而产生的某种觉悟，它虽然与前述“自觉”“主观”一样仍为内在的活动，但由于必须在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落实和体会“人不乐为皂隶”之心，其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取向也就必然不能是单向的，而必然是双向的和开放的。它不仅针对着“兽性者”，而且主要针对着由“兽性者”和“奴子之性”者共同结成的主从关系。主体只有在“反诸己”的“自省”——再“自觉”之中，才能通过关系中的互动，使自己得到真正的锤炼和改造，由单一关系的存在而发展为一种相互关系的平等存在。“兽性者”只知自己“不乐为皂隶”而不管他人意愿；“奴子之性”者则或者屈服于“兽性者”的淫威，或者梦想有一天取而代之。二者彼此间虽然也存在着紧张和变化，却不过是主从双方的轮替或循环而已。(这一主题在鲁迅后来的小说、杂文中仍多有表现，如对阿Q式革命的剖析及对所谓“旧式觉悟”的批判和警惕，都贯穿着这种认识思路，但其发源则应从《破恶声论》算起。)因此我以为，鲁迅“反诸己”思想的贡献，不仅在于使其“自觉”的“立人”法克服了自我肯定的“自闭症”倾向，而且在于其对与异己者(他人、社会、文化、国家)关系的相互性的发现。只有在相互关系中，“兽性者”才有可能思考、关注他人的“不乐为皂隶”问题；只有进行“反诸己”的“自省”，“兽性者”与“奴子之性”者才可能在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产生“觉悟”，最终出脱主从关系。这种由执着观点的相互性而来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乃至社会与社会、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诸种关系上，正因为把握了这一关键，鲁迅“立人”的主体化构造才最终进入了“人各有己”“群之大觉”的相互主体的格局，其“立人”的“主体性”也才发展为“群”“国”关系上的“相互主体性”。通过执着彼此的相互性，鲁迅实际上已经触及其早期思想中某些语焉不详的命题的展开渠道，比如“立人”和“立国”的关系问题——如何把个人觉醒的“自觉”发展为社会觉醒的“群之大觉”，如何由“群之大觉”而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国”等等，就可循此而找到路径。
    以“反诸己”的“自省”来抵抗“尚侵略”的“兽性”/“奴子之性”，其中隐含着鲁迅回应中国/亚洲之“现代”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竹内好则以“回心”说肯定鲁迅的做法代表着东亚进入现代世界史的主体的真实性，我以为都可视为对此特质的一种把握。作为其“立人”“立国”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反省”(“内省”“自省”)的问题虽早在留日时期就已提出并初步建构，但它更充分的展开却仍在回国之后，像散文集《野草》的某些主题，《狂人日记》中狂人从被“吃”的恐惧到产生“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觉悟，再到发现不仅大哥、连自己也可能“吃过”妹子、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反省等，其思路就与《破恶声论》中有关“自觉”、“反诸己”的“自省”等内容如出一辙。这说明它乃是鲁迅思想的基本方法之一，其中“反诸己”的想法当为其精髓：“反诸己”一词并非鲁迅的专属，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也寓有此一精神，但鲁迅所强调的“自省”并非儒家式的“内省”“自修”，而是在相互关系中的主体的精神“再自觉”；其触角不仅指向自我，而且指向社会、国家，指向一切相互关系。也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克服单向主体化方案的弊端，通过执着相互性而给人以消灭主从关系的希望。单纯“立人”的主体化构造虽然可导致主体的产生，但却不一定能够消灭主从关系，因为在主从关系中也可存在一个主体，而另一个却是从属或奴隶。只有把“主体”发展为“相互主体”，把“主体性”发展为“相互主体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主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完全消灭主从关系，而“群之大觉”后“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远景才不会是纸上的空谈。

    　　　　四　结语
    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的构图是《破恶声论》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它虽然并未完成，但已完成的部分已呈现出骨骼清晰的轮廓，具有丰富的开发价值。表面上，鲁迅是在探讨中国的现代之路如何走，实际上其思想已经触及对19世纪西欧文明和亚洲/中国传统的批判和反省，他对“破迷信”和“崇侵略”两种“转向”式的中国/亚洲的现代回应方法的批判，表明他已在探寻一种新的“现代”方法和文明的可能性，而“相互主体性”的思维则为其“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社会文明目标奠定了全新的方法论基础。到后来的“五四”时期和30年代，鲁迅施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目标虽有变化，比如由初期的对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并重变成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和现实，但其思想方法却一以贯之，尤其是从《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开始的对中国的现代变革力量——所谓“中国志士”及“伪士”、“辁才小慧之徒”等——的批判，后来更由于介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思考空间。比如说，鲁迅本着对消灭主从关系的“第三样社会”的向往接近了苏联及其意识形态，但在与“左联”领袖的工作经验中却发现了其“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内容，这些肩负创造新的社会、文化乃至文明可能性的革命者，居然与阿Q一样充满着旧意识旧觉悟，沦落于主从关系的轮回之中而不自知。过去人们多强调鲁迅之对中国“传统”的批判，而忽略他同时也在进行的对中国之“现代”的批判，其实相对于前者，后者或许更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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