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回来，“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甚至出现六个月的创作中断，直到一九八五年出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中篇小说集《小鲍庄》，才开始摆脱当时笼罩着她的不安情绪。这个转折对王安忆本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是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创作阶段的开始，但是这一转折在文学评论中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王安忆作品开始备受瞩目是因为在此之后不断变化的风格与积极的探索姿态，而且她的小说暗合了当时文坛的“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欲望”、“张爱玲热”、“上海怀旧”，等等，成为许多理论与思潮寻找的恰逢其时的解读对象。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新潮的概念与符号的分门别类的解析可能有着套搬的痕迹，从而失去了理解一个作家鲜活与生动的写作活动的可能，并切断了所有创作现象的来龙去脉。本文选择重读王安忆早期的小说，一方面是对王安忆早期小说评论的不满足，大多数涉及到这个时期的小说的论述基本都是一笔带过，或称之为“雯雯系列”，天真诗意，平实细腻，忧伤的情绪与叙述上的心理描写即“心态小说”，或者从后来者的眼光赋予王安忆早期的创作以女性主义的意义对女性心理和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对普通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等。另一方面，王安忆在回望早期阶段的写作时说“回顾我十年的写作小说的过程……在最初的时期，我写小说，只是因为有话要说，我倾诉我的感情，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在那时，我写小说正处在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协调一致的情景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情态，好比瓜熟蒂落。”[2]那么这些带有自然情态的“感情”与“经验与感想”，在新的时间点上(与当时的历史拉开一段距离，新问题叠呈的时代) 来观察可能有新的感受是考虑重读她的早期小说的另一个原因。
鲍曼在《按社会学的方法思考》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叙述走的是循环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线发展。一些主题后来又回来了，借助于我们先前所讨论的东西，这些主题得到了再次关注。这就是理解的所有努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理解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朝先前的必要阶段的一个回归。我们认为我们过去完全理解的东西显示出新的问题的印记，而先前我们对它们没有注意。这种过程永无止境，但在其进程中能收获良多。”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作为阅读王安忆小说的某种理论参考。九十年代王安忆写作了数目较多的中短篇小说[3]，其中相当多的小说是对早期小说主题(知青插队生活、文工团生活、“文革”时期，改革初萌时代的世俗人情)的重新书写上海市区一条民工聚集的小弄堂里一家小饭店的日常情景，边边角角都在眼前(《小饭店》) ；苏南农村一位乡村教师的婚宴，对场面上的人物和喜气，体察入微(《喜宴》) ； 风俗画一般的农村生活风俗(《 姊妹们》、《文工团》、《隐居的时代》) ；一对在村里落户的知识青年，为招工曲折奋斗悲欢交集，乌云一样厚重的生活气氛(《招工》) ；屋外是震耳欲聋的政治吼声，屋内却努力经营着没落的资本家家庭中的小资式的暧昧情调(《“文革”轶事》) ；粗俗而激烈的生活方式迅速改变着的时代(《长恨歌》) 。这些小说，虽然背景和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似乎刻意敞开了胸襟要回到早期小说写作的那些主题中去，然而王安忆又是非常避讳说自己是怀旧的“老是有人说我怀旧，应该讲，我从来不写过去! 即便《长恨歌》第一卷也只不过是个引子。我都写的是很近的事”[4]。既然不是怀旧，也许只能在“新问题的印记”上理解对“过去”的回归了。那么对“过去”的叙述，换句话说“文学如何呈现历史”[5]就是循环叙述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王安忆早期小说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节点的叙述，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被作者循环叙述的主题的意义。
一、知青 改革 “文革”
王安忆正式步入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文革”结束，一个混沌与朦胧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段历史似乎要尘埃落定，许多匆忙行走的人也要开始摆脱梦魇书写新的篇章了。在这个时间点上，“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以各种不同的面貌但大致相同的声音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最多的主题就是对“文革”的控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号召的怀疑，对知青苦难的陈述，或者对昔日理想情怀的不悔高歌，对“改革”毫无保留的赞誉。这真是一个情绪高涨的时代，如此多的感情与经验需要倾诉，时代文化为作家提供了多种情节类型，作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从时代文化所提供的情节类型中进行选择的不同，并通过选取的情节类型赋予事件以不同的意义。
许多作家最初创作的时候都难以摆脱自己的影子，王安忆刚开始写的小说大部分都以知青为主人公，多少有着自己的生活印记，比如《广阔天地一角》、《本次列车终点》、《雨，沙沙沙》等，记录那个时代的知青的生活，有单纯的理想，也有勾心斗角的世故。王安忆这些洋溢着青春期苦恼感伤与理想信念的小说带给文坛一股新鲜气息，获得不少赞誉。相比之下《冷土》倒是不那么显山露水，而现在看来《冷土》倒是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它描写了一个乡村女子，如何经由“工农兵大学生”这一途径，从农村来到城市，她的生活与窘迫、困顿与迷茫都和乡村、和乡村的人息息相关。推荐进大学，进入城市，在一种生活方式与水准的悬殊中度日，刘以萍实在是个坚韧的女子，她顽强地生存着，但是终于也有情感崩溃的瞬间同学中的插队青年谈起农村那几年，好似在忆苦思甜；有的人犯了错误，最严重的便是，退回农村去改造思想。农村真是十八层地狱。大学毕业之后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只有他们农村来的同学，无可活动，无可争取。他们完全彻底地是从农村来，怎么也赖不掉，只能坐等着被发回农村”，“她感到很悲哀，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要算是农民了。她想到报社那刚调回的右派，诉说起在农村的日子是如何地悲愤，好像是下地狱走了一遭。可是农民他们的祖先、后代却永远在这里，他们该向谁去哭诉呢”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身世”的y 苦况味，可以说是一个“阶层”的苦楚，也可以说是一个被所谓的“文明”唤醒了的人的挣扎奋斗却无法挣脱的苦楚，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苦楚是不能用“文明”与“愚昧”的两分法来解释的。同时，知青与右派，作为刘以萍的对立面的参照人物，在时代大叙述中被逐渐建构起来的悲情形象在这里也有了可疑的成分。在多年以后的著名小说《叔叔的故事》里，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声音的回荡叔叔是一个被错划的右派，遭到历史的不公正待遇，他是中国苦难历程的亲历者、见证人，由于他阅历的丰富及自身的内勉，最终成为文坛上精神领袖一类的人物。但是，这一历史是依靠叔叔成名以后的讲述及写作来呈现的，叔叔在动乱以前就形成的世界观，高昂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随着外在因素的冲击，逐渐丧失，沦落为虚无。这个虚无自然不是叔叔们自己意识到的，《叔叔的故事》中还有一个叙述人——“我们”。“我们”以戏谑的口气拆解了叔叔的故事与叙述，“我们”发现“叔叔”的堡垒不是那么坚强与伟大，而是不堪一击。
《冷土》与《叔叔的故事》相比，还是单纯的现实主义的笔法，但是视角的选择上实在有着不可多得的创新之处，与《叔叔的故事》其实是在相同的纬度上质疑了历史叙述的单一性和社会公认的叙事版本。《冷土》发表之后引起过不少好评，论者普遍认为作者摆脱了“雯雯系列”的单纯与天真，开始迈向更广阔的天地，但是除了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等少数作品外，我们实在很难在之后的文学叙述中找到更多更优秀的继续这一主题的叙事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确立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叙述模式，迅速被另外的叙述取代，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知识分子型”的叙述者的大规模出现，“叔叔”就是一个典型。“他们”所叙述的中国故事开始游离出原来区域，并且因为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焦灼感而有了“更大”的指向，“他们”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自己的言说与解释，并为自己的青春作证。
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历史的戏剧，中国的上空自一八四O 年以后一直徘徊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幽灵，经过“文革”的动乱后，整个中国空前团结一致地出现在“改革”周围。“改革”成为每一个阶层都可以分享幸福的承诺，在这个承诺里，从“文革”中走出的人们终于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尽管不同的阶层在改革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改善物质生活、政治民主化、文化开放等许诺下，“改革”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改革都在当时的小说中成为核心的叙事主题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改革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人性”“尊严”的恢复，农村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形象与新时期的“能人”形象的确立。在这场改革的攻坚战中不乏悲壮，不乏喜悦，但总的来说，一种打破迷惘的确定感或方向感被重新确立了。王安忆的小说《新来的教练》、《尾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到了改革的主题。或许由于经验的限制，她并没有如其他作家一样进入具体的改革实践的呈现，她的改革主题主要体现在塑造了“新人”、“能人”形象谷中(《新来的教练》) 和老宋(《尾声》) 。谷中是排球队新来的教练，他技术过硬，英俊潇洒，深得女生喜欢，带给球队许多新鲜的花样 海燕式的发型、探戈舞会，但是他也给球队带来了新的早恋问题，一个漂亮的女生爱上了他。小说里谷中的对立面是原来的教练玉华，勤奋认真，纪律性强，把国家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在球队的成绩上却收效甚微，整篇小说也是以玉华为叙述者的，她对谷中一直抱着困惑的态度“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好，还是不好……她不懂，还是让组织上来考察吧，她的责任是向组织忠实地汇报一切”。小说的结尾是玉华坚定地把情况汇报交给了组织，有评论者认为，她是阻碍改革的一个形象，因为玉华最终“告发”了谷中。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地去看，改革者 阻碍者的二元对立是叙述改革的文学的一个基本模式，但是在这个小说中叙述者和作者的道德立场始终都是游离不定的，一会儿是同情式的理解，一会儿是本能的排斥，没有落在哪一方，而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组织。也就是说王安忆是带着迷茫超越了这个框架的，没有加入到“改革”的“合唱团”，这也可以从另一篇小说《尾声》中得到印证。《尾声》的人物设计基本上和《新来的教练》是一样的，团长老魏忠厚实在，面对新的形势力不从心，团里的经费花销成了头等大事，在金钱当道的社会里处处碰壁；副团长老宋则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人物，他看得懂形势，爱走些旁门左道，但是能解决一些问题。按照习惯的逻辑，老宋应该是一个扮演拯救者角色的英雄，但是小说的结尾却以一个悲剧式的“历史误会”，混淆了改革者与保守者的区分，“咱们这个团的存在，本来就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所以，谁当团长，也许都挡不住要垮”。
改革的神圣性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新的道德激情的想象性建立，因此，文学长廊里涌现了大批的“改革者”[6]。在改革中出现的“夫妻反目”、“道德滑坡”、“手足相残”都被处理成改革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阵痛，或者改革的“不和谐之音”。所以《鲁班的子孙》里的矛盾被这个叙述模式化解掉了，于是许多小说都表现出“结尾”的意识形态化，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最终化解，或者间接暗示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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